人性为什么有善的一面？换句话说，“利他主义”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这曾经是困扰演化生物学家的一个难题。相比而言，人性中的恶，也就是“利己主义”，要容易理解得多。（题图供图：stutterstock）

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不过都是基因的载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适者”，并非具体的某个生物，而是这个生物体内携带的基因。只有那些能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传递下来的基因，才是成功的。如果一个基因阻碍携带它的生物尽力去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基因的载体就很可能失去繁殖的机会，而这个基因就会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掉。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将这一理论称之为“自私的基因”。

不论是“被查出的贪官中95%有情妇”，还是“X二代”现象，都是自私基因最浅白的体现形式——追逐权力以获取更多繁殖的机会，并尽量让后代获取对资源的控制权。

那如何解释诸多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去维护他人利益的行为？上世纪60年代，有一批以美国人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为代表的演化生物学家提出了“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利他主义行为也许会使个人付出代价，但它们帮助维持了群体，这使个体在群体中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这个理论为纯粹的利他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存在可能。但“群体选择说”很快遭到了更多演化生物学者的质疑。道金斯就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漏洞——即便纯粹利他行为在群体层面上是有益的，但是在群体内部，如果出现一名利己主义分子，这个“坏家伙”将会轻易成为群体内的大赢家，从而剥夺其他成员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也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大量博弈论研究，发现当实验参与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受监督的情况下，他们会频繁地欺骗自己的交易伙伴，尤其是当交易对象的活动范围远离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的时候。

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是亲缘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主义。前者是指血缘关系越近的个体，身体内共享的基因也就越多，如果牺牲自己可以保全亲属，仍旧可以保证基因的延续。而后者的含义则是，如果利他行为的受益者可以有所回报的话，这种行为就可以在个体和群体层面上都获得益处，从而被进化过程确立下来。

正如威尔逊在他的新书《社会在地球上的胜利》（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中所说：“我认为人性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的行为完全由群体选择推动，我们就会是机器人一样的合作者，像蚂蚁一样。但如果个体水平的选择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会是完全自私的。使我们成为人的，是我们被两种力量决定的历史。”

在经济、文化和信息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人类群体以及个体之间的隔阂前所未有地被拉近，不同人类群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前所未有地紧密。这为“善”的弘扬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基础，但是人性中的自私从未变弱。如果把权力定义为个体或者群体对资源的占有，那么人类对权力的渴望也从未中断；如果没有一个牢固的、可以困住权力的“笼子”，那个出现在群体内部，剥夺其他成员资源的“坏家伙”，就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