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派如克莱•舍基（Clay Shirky），以及主张“世界是平的”者如托马斯•佛里曼（Thomas Loren Friedman）纷纷表示，未来的高等教育界将是MOOC的天下。他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乐观地设想，有了MOOC的帮助，公众终于可以自由地和学识渊博的教授交流，还不用花大笔学费——在以前，只有那些考上哈佛、耶鲁之类的名牌大学，且有能力支付巨额学费的学生，才能享有这样的机会。舍基和佛里曼们说，MOOC能够促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从而建立一个更平等的、对顾客更友好的高教环境。
但大学教员们对这一发展趋势却抱以怀疑和恐惧。MOOC用户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让他们看到了高等教育衰落的开始——他们似乎一早就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
但其实MOOC并不是什么激进的创新，而只是现代大学几十年发展的自然后果。那些试图维持现状的保守人士让我想起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雷诺上尉——他在发现自己卷入某个事件的时候大呼：“震惊！我太震惊了！”在今年四月，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哲学学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公开抨击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MOOC课程“正义”（Justice）。这些哲学教授说，桑德尔的课程像是“来自反面乌托邦小说”。（他们写道：“本国所有学系都有其独一无二专长和特点，这一点不应改变。”）
标准化的大学日趋同质化
但实际上，大学教员早已在不知不觉间为MOOC的崛起铺平道路。而现在他们忽然受到MOOC的冲击，却显得措手不及，甚至没能想出足够的论点来反驳它。
过去数十年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已逐渐背离它们成立之初的文化背景和知识传统。就连宗教学院，也变得更世俗、更一般化了（请参照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的《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
何况现在很多人已不再使用“学院”（college）一词，转而使用“（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来代替。这意味着，人们更喜欢综合性的、研究型的高等教育，而不是曾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要以满腔热情，在某一领域深入钻营的教育模式。面对地理迁移和市场膨胀的需求，不同文化圈的高等教育正逐渐走向同一。
大学教员多是一直呆在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士。他们致力于为本学科作出研究贡献，而不愿意被某个有独特文化的大学机构牵着走或者为其效力。这么来说的话，大学独特性逐渐消失，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教授们往往只专注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而对大学管理不多加重视），大学才需要设置额外的管理机构。
尽管大学追求学生“多元化”，但学生却变得越发同质化。这是因为，所有学生都得接受标准化的中学教育，还要参加全国性统考。各大学常参考彼此的录取标准，最后建立起“没有标准的标准”：它们对学生之“出色”的定义常有变化。各大学看重的东西都是相似的。比如，大学会鼓励学生在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学术出版物，或者国际知名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会支持学生进入国际性的专业协会，参加制定学科“标准”的研讨会；会重视学术研究（特别是学生参与的研究），却轻视人文学科教育。因为大学领导者往往坚持认为，人文学科的价值仅仅是在自然科学之外提供零星的知识。许多大学都在强调全球化、社会公正和多样化，并对理工学科倍加重视（译按：原文为STEM，即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s，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标准时常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学和政府机构想要得到“可量度的产出”，已经做出“评估”。但是变化的最大原因，还是来自于包括教师在内的高等教育从业者内部。高教从业者发现，研究型大学——不管是大型公立大学还是小型私立学府——似乎受到广泛欢迎。他们因此对这种教学模式趋之若鹜，而忽视了每个大学的独特使命、文化和个性——现在，这些东西只能偶尔探一下头了。如今控制大学的，是席卷全球的“研究”风尚。为了获得“新的知识”，势必要强调学术标准化。久而久之，高等学府就变得越发相似，越发缺乏个性。
标准化，让几乎所有大学都变得“国际性”了。我们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建设国际化校园。比如在卡塔尔的大学城（Education City, in Qatar）里，国际化的大学就有乔治敦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西北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人们似乎认为，本地已不能独立地产生和传播知识。这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高等学府的特性变得不再重要，它们都变成了国际化的知识中转站。结果呢？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已经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相似。
MOOC，就是高等教育界的沃尔玛
正如植物学家所知，单一生态特别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现在正是大洗牌的时候，而MOOC恰应运而生——它是教育全球化的逻辑必然。全球范围内的大学教育与教育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几乎不再。MOOC只是我们在这个经济约束的年代里，能够将这三者安排到一起的、花费最小的方式。
现在的学院和大学，就像是曾经几乎无所不在的本地著名商店。比如波士顿的Filene's，哈佛的G Fox，华盛顿的Woodward & Lothrop……尽管它们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一无二的历史，但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的话，这些本地商店必然要面对来自其他商店的竞争压力。压力尤其来自那些能够提供同样的货品，但价格更低廉的竞争者。现在，这些本地商店该歇业的歇业，因为有了沃尔玛——MOOC，就是高等教育界的沃尔玛。
来看看最近克雷•薛基（Clay Shirky）为MOOC写的颂词吧：
高校给予年轻毕业生教席，以减少经费投入；但同时还要求他们从头开始进行设计全新课程。如果你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情况非常可笑。比如说，你只能让学生看你自己写的书，或者只能读你和同事们写的期刊文章……这样的大学教育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每个大学都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额外阅读材料，但却只提供少数几门课供学生选择。我们总试图让学生去读我们能找到的最佳书籍，不论它们写于何年、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却只让学生去上几堂课，这几堂课还很可能是本地教员当天早上才匆忙准备的。
薛基认为，所有大学生都应当广泛接触各类书籍和其他教学材料——这无疑是对的。他无法想象大学会限制学生的阅读面，或者指定一个标准，来控制学生的学习资料。这么来说的话，一所大学如果能根据其独有的文化、使命和特点，来进行“纯手工打造”的，精细化、个性化的教学，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根据薛基的说法，这些我们当代教育界的“本地商店”，若不做大，就得出局——和“若不适应，就得灭亡”一样，这句话也尼克松总统手下的前农业部长厄尔•巴兹（Earl Butz）的名言，正是他推动了农业改革，将小型家庭农场变成大型工业化农场。对于农民来说适用的“顾客至上”法则，对于当前的高教改革来说，似乎也同样适用。
也许高等教育还有别的出路。在这场高教改革中胜出的少数赢家，会为消费者提供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它们就是高教界沃尔玛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s），而这也会导致大批同行落马——比如曾经声噪一时的Filene's、Woodward & Lothrop和 G. Fox。虽然薛基认为“精细化”教学不值一晒，但这其实也为那些不仅想要生存，还想要重现辉煌的高校指出了一条明路，即，在这个同一化的时代拒绝与人同流。这样的学府或者已经拥有，或者正在力图恢复其特性——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特性即是其核心价值，虽然并不尽然。
想想天主教的普罗斯维登修道院（Providence ）和贝尔蒙特修道院（Belmont）吧，或者想想基督教的圣欧勒夫（St. Olaf）和贝勒（Baylor）吧。所有失去个性、彼此相似者，往往都做了“标准化”的牺牲者。如果不想如此，大学就得雇佣肯执行这一使命的教员，并且招收希望接受此种教育的学生。比如以“传统”闻名的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依旧将教学重点放在主修科目和西方文化课程上。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将人文教育与“传统”训练、甚或是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比如加州的深泉学院（Deep Springs College），就试图通过MOOC教授干草压捆技术。
如果说，现在正是“若不做大，就得出局”的关头——或者说，“不愿开网校，就得有特色”，那么我举双手支持像农民市集这样的本地化、“纯手工打造”的教育模式。但讽刺的是，尽管大多数大学教授都支持“农民市集”背后的教育理念，但他们并不反对高教学府的个性流失。而现在，我们不仅仅要保护本地农业，也要开始保护本地知识了！与其放任学生痛饮量产的百威啤酒，我更愿意和他们分享我的私酿。
本文作者帕特里克•迪纳（Patrick J. Deneen）现为美国诺特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宪法与政治学教授。
编辑的话：MOOC的火爆有目共睹，但关于MOOC的研究却为数不多。为了鼓励个人和教育机构研究MOOC学习体验、教学方法、政策、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优势和问题，以及可能的优化模式，盖茨基金会发起了MOOC研究的活动。详情请看这里《MOOC研究征集令（钱多任务重，慎入！）》
原标题：We're All to Blame for MOOCs
原作者：Patrick J. Deneen
时间：2013年6月3日
来源：The Chronicle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