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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撒个谎就能赚钱,还没人拆穿,你会选择诚实吗?

“年轻的樵夫哟,你砍掉爸爸的樱桃树,用的是这个金斧头,还是这个银斧头呢?”如果你对这句话中的两个故事心领神会,“诚实”这词大概已经在你的耳朵上磨出了茧子。无论这种品质在你的脑子里生根发芽,还是像一个坏了的布娃娃一样被扔在毫不起眼的角落,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诚实一直有着积极的意义。


“河神与金银斧头”的故事,和“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常常被用于教育小孩子要诚实。跟这些小故事比起来,社会的大环境对人诚实程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图片来源:《十万个冷笑话》

反过来又怎么样呢?如果在一个不那么“诚实”的社会长大,个人的品格又会不会受到影响?近日,英国诺丁汉大学乔纳森·舒尔茨教授的一项研究证实:的确有这么回事。这项研究[1]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点击超链接可以直接查看原文)。

人们会不自觉地模仿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这个“地位高的人”,小时候是父母、上学后是老师、毕业后是老板。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地位高的人”就是在政府任职的政要。舒尔茨教授认为,按照这样的推论,如果一个社会贪污腐败横行,那么公民就可能没那么诚实,反之,如果贪赃枉法的行为较少,公民个体的诚实水平也会较高。

按照这样的假设,舒尔茨教授收集了2003年159个国家的民主状况和贪污、偷税情况的数据,并将它们定义为“违规普遍度”(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PRV)。在他看来,这样的行为是高位者滥用权力的最佳典范,因此能够用来定义权力阶级的诚实程度。依据这样的数据,舒尔茨教授把所有的国家划分为高PRV和低PRV的不同档次,以此为背景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全球159个国家2003年的违规普遍度(PRV)。紫色越深的国家PRV约高。灰色地区没有数据。舒尔茨招募其中23个国家的学生进行了实验。图片来源:doi:10.1038/nature17307

将国家分好了类,下面就是看公民素质了。舒尔茨教授在2011年开始的调查主要针对学生阶级,年龄大概在21岁上下。2003年的时候,这些受试者不过十二三岁,他们的品格还没定型,也不具有参与上述三种行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诚实程度,会直接表现出社会对个体的塑造作用。

怎么衡量他们的诚实程度呢?舒尔茨教授设计了这样的实验。来自23个国家的参与者被要求做一个“掷骰子”的游戏。他们需要掷骰子两次,并汇报第一次掷骰的结果。如果数目是1-5,他们会获得1-5个单位的现金奖励,而如果结果是6,他们就拿不到钱。整个实验全程在一个隔间里进行。也就是说,到底最终结果是多少,只有掷骰子的人清楚。

需要补充的是,现金奖励的数额会按照所在国家的消费水平设置,所以在不同国家进行的实验中,奖励的钱对于参与者的意义是差不多的。


舒尔茨教授的“诚实实验台”。在这里,参与者需要做的只是:掷骰子-汇报-拿钱(可能没有)-走人。没有人会知道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

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告诉我们,如果掷骰子的样本足够大,那么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都会是六分之一,所以平均每把的现金奖励将会是2.5个单位。但人嘛本来就是不诚实的,由于虚报的参与者存在,所以最终舒尔茨教授要花的钱肯定比这个数额大。他们发现,在有着比较“诚实”的政府的国家(低PRV组),参与者平均获得的奖励是3.17个单位,而政府比较不“诚实”的国家(高PRV组)平均获得的奖励是3.53个单位——这还是有区别的。

具体到单个国家上,表现最好的是英国、瑞典和德国——他们平均获得的奖励是3个单位,而一些贪污腐败成风的国家如摩洛哥和坦桑尼亚,他们获得的平均奖励接近4。在中国参与者的这一项数字大约在3.6左右——略高于高PRV组的平均得分。

那么,在所有参与者中,真正的“诚实者”能够占到多大的比例?由于研究人员不可能知道每一个参与者是不是说了假话,所以只能从主观上做个统计。怎么统计呢?很简单,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汇报投了“6”的人,应该是说了实话的。如果再假定这些诚实的人投出各个数字的概率相等,那么我们把汇报“6”的人数乘以6,就应该是理论上说了实话的人数。

这一部分数据显示:以守规矩闻名的德国参与者说实话的比例超过80%,英国和瑞典参与者说实话的人数在60%-70%之间。大约有30%的中国参与者说了实话。最为糟糕的则是坦桑尼亚,按照统计,他们的实验参与者“说实话”的比例小于10%——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在撒谎!


按照舒尔茨的统计,各国参与者中既有说实话比例高达80%的,也有几乎所有人都在撒谎的。图片来源:《豪斯医生

总而言之,舒尔茨和同事发现了国家“违规普遍度”和其公民内在诚实度之间的关联。一个国家中腐败、逃税和政治欺诈这类违规行为越少,个人诚实度越高,反之亦然。当然了,尽管趋势是摆在那儿的,舒尔茨教授的研究还有颇多值得斟酌的地方。其中最让人在意的是样本问题:在23个国家中,舒尔茨教授进行了2568次实验。平均下来每个国家就做了100来次的样子,能否确保得到的样本是均匀的?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实验体现了一些差异,实验招募参与者群体是否足够有代表性?这些问题,看起来只能等后续实验来回答了。

(编辑:Calo)

参考文献:

  1. Gächter, Simon, and Jonathan F. Schulz. "Intrinsic honesty and the 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 across societies." Nature (2016).

文章题图:《疯狂动物城》

The End

发布于2016-03-16,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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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西尔维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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