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9月里的一天，尼科莱·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英文转写：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率领的考察队抵达了斋桑，这位沙俄时期最为著名的军人探险家、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恐怕也没想到在位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东部边陲的这个城镇里，自己竟然和一次惊人的发现不期而遇。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纪念像，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图片：Stanislav Kozlovskiy / Wikimedia Commons

此时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正临近自己第二次中国之行的尾声，在斋桑他收到了当地官员呈上的一张马科动物的皮和附带的头骨，据信这一标本被猎获自中国新疆奇台以北80公里的准噶尔戈壁。在此次旅行中普尔热瓦尔斯基已成为了第一个深入罗布泊的欧洲人，这也是他整个科考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同时他还率队在天山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采集，获得了不少的动植物标本。凭借着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到俄国之后他就被晋升为了上校，沙俄帝国科学院也将他选为名誉院士。深受鼓舞的普上校随即又开始准备第三次中国考察，一时间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到来自准噶尔戈壁的这些马科动物标本。

三年之后，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动物博物馆里终于有人识得瑰宝。俄国动物学家伊万·波里亚科夫（Ivan Semyonovich Polyakov）仔细研究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中国带回的马科动物标本，认为这是一种还未被科学描述过的野马，并用发现人的姓氏来命了名——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有意思的是不知为何，波里亚科夫在命名时选用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名字的波兰语拼写（Nikołaj Przewalski）。

海拉布伦动物园（Tierpark Hellabrunn）的普氏野马。图片：Rufus46 /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在波里亚科夫和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前，人们或许早就已见识过了普氏野马。在今天意大利、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距今至少20000年以前的史前岩画上已出现了形似普氏野马的画作。而到了公元900年左右，一位西藏僧侣留下了对于生活在蒙古的野马已知最早的文字描述。曾为沙皇彼得大帝服务的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在游记《从圣彼得到北京之旅》里也记载了他于行程中见到的野马，很可能是西方人对普氏野马的最早记述。普上校带回欧洲的标本则为上述文字记录增添了确凿物证。

法国拉斯科洞窟（Lascaux）壁画上的马。图片：Wikimedia Commons

在自己的第三次中亚考察过程中，普热瓦尔斯基声称见到了活的普氏野马，可是他发现“野马”的地点却未曾有过野马的确切记录，并且距离有野马分布的地区也很远。在他之后成功猎获普氏野马的俄国探险家格鲁姆-雷希马洛兄弟（Grum-Grzhimailo）就认为普上校见到的其实是亚洲野驴，而非野马。对于亚洲中部和西部的物种发现有过重要贡献的普氏，到底有没有见过以他命名的野马，似乎已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随着20世纪初欧洲野马（E. ferus）的灭绝，人们普遍认为野外再无真正的野马存在，普氏野马的发现立刻激起了一股热潮。科学家们想要更多地了解这种神秘的动物，动物园和富人们则想要饲养这最后的野马，这些需求催生了动物商人紧锣密鼓的行动。不过，很快人们就发现这项任务非常棘手。普氏野马性情十分胆怯，高度机警且奔跑迅速，绝少能让人接近到步枪射程之内。想要活捉成年个体更是痴人说梦，唯一的希望只能是捕捉马驹了。于是猎捕队往往选择在一年的早春时节，等母马产下马驹不久后才动手。

海拉布伦动物园（Tierpark Hellabrunn）的普氏野马。图片：Rufus46 / Wikimedia Commons

据记载，1897年至1902年间一共只有四支猎捕队成功将捕获的普氏野马马驹带回了欧洲，当中仅有53匹存活了下来。到了1903年之后，这样的野捕行为基本陷入了停滞。一方面是捕捉的花费实在太高，而最终能活着送达买家手里的马驹又太少。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对普氏野马失去了原有的热情，除开短而直立的鬃毛，以及敦实的体型之外，它们跟家马看起来真心没太大的区别。

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只用了区区不过78年的时间，普氏野马就从被科学“重发现”陷入野外灭绝的境地。进入20世纪上半叶，欧亚大陆先后迎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尚且自顾不暇，偏居在亚洲腹地戈壁之中的野马似乎也完全销声匿迹。二战后，在蒙古国境内还有些关于野马的零星报道。到1969年，该国科学家曾发现1匹雄性野马，这之后再没有人在蒙古见过任何的野生个体。

至此，之前被圈养起来的个体成了延续普氏野马血脉的唯一希望。辗转抵达欧洲幸存下来的马驹们散布在欧美各地的多家动物园或私人庄园。由于缺乏对其生物学的了解，不知道怎么恰当地照料，加之野捕个体性情刚烈，难于适应局促的圈养环境，大部分圈养野马都没能繁育后代。只有美国的纽约动物园和辛辛那提动物园、英国乌邦寺、德国哈雷大学和乌克兰阿斯卡尼亚•诺瓦保护区这五家机构的11匹野马成功繁殖了后代。这11匹野马及其子嗣也就成为了延续至今普氏野马种群的奠基者。

阿斯卡尼亚•诺瓦保护区的普氏野马。图片：2bpatchett / Wikimedia Commons

出于各种原因，最初的五家机构先后停止了普氏野马的圈养及繁殖。至1935年，慕尼黑动物园和布拉格动物园相继成为了新的野马繁育中心，圈养种群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然而，随后席卷欧洲大陆的二战几乎再次将普氏野马推入绝境。到战争结束时，仅有32匹野马幸存了下来。万幸的是，慕尼黑和布拉格这两家动物园各自重启了野马的繁育工作。

1959年秋，又是一个9月，在普尔热瓦尔斯基首次见到野马标本的整整81年之后，发生了又一件极大改变普氏野马命运的事。布拉格动物园组织召开了普氏野马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捷克斯洛伐克、前苏联、东德、西德、法国等九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讨论普氏野马的近况和对策。在冷战铁幕的阴影之下，来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有识之士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为了拯救普氏野马而坐在了一起。最终，全体与会者达成共识，只有通过境内尚有野马栖息和动物园及饲养机构有圈养个体的各国间友好紧密协作，才可能实现最终留住普氏野马的目标。

阿斯卡尼亚•诺瓦动物园的普氏野马。图片：Nataliya Shestakova / Wikimedia Commons

在布拉格会议上发布了由西德女科学家埃尔娜·莫尔（Erna Mohr）编制的第一份圈养普氏野马的谱系。她收集了第一批运抵欧洲野马的资料，为1899至1958年间228匹圈养野马的情况建立了档案。这份延续至今的野马谱系为圈养繁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尽管之后野马圈养还是经历了近亲繁殖、受限于各国物种管理法律约束等波折，经过全球近200家各类机构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截止目前已有超过2000匹野马存世。

随着野马圈养规模的扩大，将它们重引入到的历史分布区内，重建野外种群也有了坚实的基础。这项工作最早在中国和蒙古启动，1985年8月中国相继从东德和英国引进了11匹野马，先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动物园暂养了一年多。1986年12月这些野马被迁入了天山脚下准噶尔盆地南缘专门修建的繁育中心，它们与其后引进的另外13匹野马共同构成了中国种群的最初奠基者。2001年8月28日，27匹野马在准噶尔盆地内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被放归自然，重回故土。2010年9月25日又在甘肃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放归了7匹。蒙古则在1992年实施了普氏野马的重引入项目，目前已经在三个地点建立起了野外放归种群。

蒙古呼斯坦瑙鲁国家公园重新引入的普氏野马。图片：Petr Jan Juračka / Wikimedia Commons

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阿斯卡尼亚•诺瓦保护区在1998和1999年间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隔离区内引入了普氏野马。1986年4月26日凌晨爆发的那场可怕事故形成了一块面积26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现如今这里却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乐土。截至2018年底，切尔诺贝利无人区内的野马已由最初放归的31匹增长到至少141匹，并且已经越过边界进入到了白俄罗斯境内的隔离区。

从普氏野马被“发现”之日起，人们对它的身世就很着迷，想弄清它跟家马之间的关系。201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为普氏野马的起源提出了新见解。通过分析哈萨克斯坦北部，距今5500年前石器时代博泰文化遗址出土的马科动物骸骨和牙齿中获取的古基因组数据，研究者发现普氏野马并非现代家马的祖先，而且它们可能是由博泰人所驯养的马逃逸野化之后所形成。换句话说，普氏野马或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马”，而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驯养马。

捷克的Prague-Kbely机场在运送布拉格动物园（Prague-Kbely）的普氏野马，准备将它们送往蒙古进行野化。图片：Petr Hamerník / Wikimedia Commons

无论是否真的源自博泰人的驯养马，普氏野马都代表了一段与现代家马有着明显区别的演化历史。从142年前被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到其后几十年间的迅速衰落，再到近半个多世纪来人们不遗余力的拯救，直至今天它们重新英姿飒爽地奔驰在准噶尔戈壁之中。它们与人类交织纠葛的岁月，彰显着大自然顽强的生命力，展示了以动物园为主体的机构在迁地保护之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更时刻提醒我们拯救濒临绝境的地球邻居需要怎样的决心、投入和运气。

旷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