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标志着中国抗疫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表彰大会上提出了“举国同心、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等中国的抗疫精神。但这种抗疫精神真的能影响人们的抗疫行为吗？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中国公众在面对疫情时，能广泛地遵循疾控部门的隔离与自我防护要求，为防控疫情做出贡献呢？我们又该如何衡量这种抗疫精神呢？

要有效地控制疫情，个人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包括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回避亲朋聚会、有发热症状及时就医等。这些措施会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不便，是什么因素导致公众愿意采取这些健康防护行为呢？

疫情出现后，公众积极采取健康防护行为 | 图虫创意

早在疫情初起时，武汉的公共卫生学者就进行了调研，发现受调查者对新冠病毒的知识了解越多，就越相信病毒必将会被战胜，也越会采纳疫情防范措施[1]。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楚亚杰博士今年3月的一项大样本研究也表明，事实性的科学知识能够帮助大家采取更合理的预防行为，不会过度防护，也不会放任不管。

而后，笔者与苏大同事罗茜博士于今年5月初进行的一项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调研表明，一般性的科学素养虽然可以消解各种不实信息的影响（比如自觉抵制“新冠病毒人工造”等不实信息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却并不能直接显著预测人们是否愿意采纳各种新冠保护性行为。

关于科学素质与防疫行为是否显著相关，笔者与楚博士两项研究的差距很可能是由取样时间不同造成的。楚博士的研究取样于今年3月，当时仍然处于疫情高峰（虽然比2月份有所回落），但到了5月初笔者进行调查时，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不过，我们两人的调研（笔者的问卷设计部分参考了楚亚杰博士的问卷）都表明，中国公众越推崇科学，越信任科学家，在新冠议题上越相信医生，就越容易采取防护性行为。

在抗疫斗争中，“推崇科学，信任科学家，相信医生”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上是对整个国家体制的信任，因为科学家、医生都是国家体制在卫生健康事务中的代表。在我们的研究中，中国公众在新冠事务上也比较相信官员。他们对官员的信任程度与其新冠肺炎防护行为，在统计上具有轻微显著性（marginally significant, p=0.1）。

既然科学家、医生和官员等都是国家的具体代表，那中国公众对整个国家的信赖程度如何呢？

在这一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国际学术界通用的三个问题：“(1)我宁愿成为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公民。(2)我的祖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3)即使政府有错误，也应该支持它”来衡量受调查者对国家的情感。为了更好地体现新冠防治的背景，我们又自行设计了三个问题：“(4)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中国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都好。(5)在保护本国公民免受疫情影响方面，绝大多数其他国家都不如中国做得好。(6)在新冠疫情后，我在中国比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容易从经济恢复中获益。”

我们将这6个问题合成一个变量，即新冠防治背景下公众对国家的情怀。我们发现，这个变量不仅在所有预测指标中有最高的系数，而且各种模型加入该变量后，其解释效力均大幅度提升，这表明，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自豪感以及对国家处理新冠疫情方面的满意程度，是说明中国公众积极采纳防护措施的最有力指标。

上图为有关公众采取新冠防护行为意愿的分层统计模型。从中可以看到，带入包括爱国主义等在内的体现体制性信任的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adjusted R2）大增，爱国主义的解释系数也是最大的。| 作者供图

如果说，笔者与同事的上述研究诠释了中国人个体层面上的抗疫精神，苏大的程曦博士、王国燕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唐莉教授则用数据探索了中国疫情早期科研的趋势变化及其与政策的共同演化。。

该研究将2019年12月30日——2020年4月27日以每10天为一个周期进行分割，用科研论文共聚词的方式，探究这一区间的科研热点（特定科研词汇重复出现的越多，其科研热度越高）。

几位学者发现，中国对新冠的研究重点早期集中于所有患者、普通症状、核酸检测，后期则转为儿童孕妇患者、重症症状、核酸抗体检测并重。此外，疫苗研发、公众认知心态、心理健康也是中国新冠研究的长期热点。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早期新冠政策制定采用共同演化模式，在一个研究热点形成后平均11天后，体现这一研究热点的关键词就会出现在中国的抗疫政策中。

在一个研究热点形成后平均11天后，体现这一研究热点的关键词就会出现在中国的抗疫政策中 | 图虫创意

这是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注重利用最新科研成果的有力证据。虽然不见得完全对——比如在氯喹治疗新冠成为研究热点后，只用了6天时间，中国当时最新版的新冠防治手册就将其纳为治疗方法，而后氯喹的治疗效果很快又被否定——但依据当时的主流研究结论，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将其纳入到医保防治指南中，仍然不失为一个决策依靠科学的证据。这与特朗普政府拒绝各种主流科学界推荐的预防、治疗方案形成鲜明对比。

说起爱国与健康行为，很多人都会回想起一个词汇，“爱国卫生运动”，这个词从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使用，直到改革开放后多年还没有退出公众话语。正像福柯揭示的近代以来的公共卫生运动是为了实现国家控制一样，彼时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和初生的共和国亟需在民事领域树立合法性联系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爱国抗疫这样的词汇会显得有些生硬，笔者的研究也为此受到一些较真的朋友们的质疑。

但首先，爱国情怀的确与人们的主动防疫行为显著相关，这是数据揭示的统计相关性。即使去掉上文提及的笔者新加的三个问题（即在新冠特定情境下对国家的满意度），仅保留“热爱自己的国家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三个经典问题，预测系数仍然很高。

其次，已经有大量研究揭示了爱国卫生运动对中国社会实现了有效的公共卫生动员[2]。尽管那个时候没有民意调查，但很多回忆录都显示出当时人们采取卫生行为的主动性。而且，从逻辑上讲，当国家组织和国家动员在新冠防治上取得胜利，无疑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对这种国家动员能力的认同。

最后，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爱国情怀在新冠这一特定场景下发挥了作用，但在其它不需要大规模动员的公共卫生场景中，爱国情怀是否能有效地预测人们的卫生举措，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我们也在积极地进行相关调研。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我们的上述研究不仅诠释了抗疫精神，也对科学与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长期以来，源自西方的科学与健康传播研究，其着重点都放在个体行为上，并基于个体态度如何转换为行为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这样的研究倾向既与其政治体制也与个体主义的社会结构分不开。

在这种情况下，体现中国体制和东方文化特色的变量，如爱国情怀、集体认同，或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等因素，便难以进入西方的健康与科学传播理论视野。

那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如果仅仅基于国际上已经发展成熟的理论探究本土问题，就可能忽略了本土问题中的一些独特因素，而这些本土因素在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发挥比经典变量更重要的预测或解释作用。

爱国情怀等非经典变量也可能成为国际主流理论的主要指标 | cn.dreamstime.com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发展理论的目的是用它来理解现实和指导人类行为，那么当经典的依靠说服公民个体采取行动来实现社会目标的策略缺乏效果时，爱国情怀、集体主义、孝道等非经典变量，也完全可以成为国际主流理论的主要指标。

当然，不论是基于中国情景发展科学与健康传播理论，还是试图在国际理论中添加东方社会文化的特定变量，都需要大量基础性、常规情景下的研究工作。从研究问题的提出到变量构成再到理论体系的开拓，都需要中国学者做出更多探索性、验证性的工作。我们在本文中呈现的研究，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作者名片

作者：贾鹤鹏

编辑：袁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排版：雷昱儿

封面：图虫创意

参考文献：

[1] Zhong, B.-L., Luo, W., Li, H.-M., Zhang, Q.-Q., Liu, X.-G., Li, W.-T., & Li, Y. (2020).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owards COVID-19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during the rapid rise period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a quick online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16(10), 1745-1752. https://doi.org/10.7150/ijbs.45221 

[2] Hu, Y. (2013). The Patriotic Hygiene Campaig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new people. In Y. Hu (Ed.), Rural Health Care Delivery: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ease Politics (pp. 111-126).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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