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外星人降临地球，双方语言不通，气氛尴尬。人类政府去找语言学家，给她听外星人讲话的录音，问是在说啥。地球语言学家心想，你以为语言学是魔法吗，这狗甩毛似的的噗噜噜声是啥？

电影《降临》就是这么开头的。但是在这部电影里，语言科学还真的成了魔法。女主角试图学习外星语言，学着学着却不知道怎么掌握了看到未来的能力。

虽然“看见未来”不至于，不过学语言掌握超能力这事儿，还真不是瞎扯。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结构语言学理论指出，一种语言绝不仅仅是字、词和语法的集合，它还是一个社会描述世界时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学一种语言不仅是知道了词汇的用法，更是理解了这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

在影视作品中，学语言的过程往往戏剧性地被简化了。没有半点基础的人们进入了新的语言环境，镜头一转，双方已经谈笑风生。与之相关的误会是人们似乎常常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单词拼写和语法，只要背出来就能无缝切换。

星际迷航3的外星姑娘婕拉，靠听摇滚就学会了精纯的英语——这一定是外星人的超能力……｜《星际迷航3》剧照

实际上，就算是语言学家，在学习一门全新外语的时候，一点也不比单词背到哭的初中生轻松。在原著《你一生的故事》里，七肢桶语言第一课是这样开始的：语言学家指着一个物体，念出相应的名词，外星人也指着自己那边的同类事物，念出相应的词，在名词之后，再引入动词、语法和句子（比如“他-吃-饭”），在不断重复地收集到大量数据之后，他们才能开始猜测和归纳语法规则。

这到底有多繁琐？举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学技巧之一，是比对不同词的发音差异。这一工作背后的原理来自结构语言学奠基人费尔南德·索绪尔：“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正是词与词之间的发音差异，使口语成为可能。

这些繁琐工作对于理解和破译新语言十分关键，了解单词词义是探索阶段的工作，其目的并不在于这些词本身，而在于逐渐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故事里的语言学家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向当局解释，为什么他们要互相学习那些大兜圈子的简单词汇——正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其他语言仰赖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如何关联起所有的语词，因而这些语词所指向的事物，在不同语言中也微妙地难以对应，要理解句子，不得不始于就最基础的概念取得共识。索绪尔干脆把语言描述为“人脑子里的社会产物”，是每个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离开这个系统之后，许多关联就无法描述了。

图｜作者手绘

关于这一点，双语者可能颇有体会。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想起一个冷笑话，“有只鸭子叫小黄，它说，‘呱’，于是就变成了小黄瓜。”一个威尔士同学路过，看到我一个人扶着墙笑个不停，非要我翻译给他听。痛苦的半小时过去了，他艰难地说：“我懂了，你在说那种笑话：‘what if a raspberry felt sad? It becomes a blueberry（一个树莓感到悲伤，于是它变成了蓝莓/忧郁莓）’。”

我没法判断威尔士同学是不是真的懂了，树莓/蓝莓在两种语言里都属于“浆果”这个类目，它们的转换是合逻辑的，但小黄鸭/小黄瓜不是。一个语言类的笑话难以翻译，是因为它所构建的联系在其他语言中并不存在。

比如说，在现代汉语中，“猫”这个字通常指向一种喵喵叫的可爱小动物（或这种小动物的典型动作），同时它和许多指动物的单字共享“犭”这个偏旁，在学习汉语时，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偏旁判断这些字所指的事物具有某种共性。但在其他语言中，词的构成方式、在历史中的演变经历以及它们身处的社会文化可能非常不同，比如英语中的cat这个词和“女人”联系在一起（约13世纪）就要早于它和“狮子”的联系（约17世纪）。

单词本身的变化看似无足轻重，但表现出这些变化的语言本身，却映射着一个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和观念系统。在小说里，这种思想-语言的映射关系通过外星人的书面语表现得淋漓尽致。

理解外星文字（“七文”）是这个故事里最惊人的转折，评论者描述这种文字“复杂得令人迷狂”。语言学家认为它是一种“语标文字”，每个词对应一个语标，用语标间位置变化和语标自身变形来表示关系（比如“我听”是左右书写，“听我”则是上下书写，“我听清了”，就是表示“听”的那个语标发生变形）。书写时用几笔串联起这些语标，哪里方便堆哪里，所以最终出现的是一大团字符，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表达的意义却可以一目了然。

电影《降临》剧照

对这种文字的描述能让我们想象它有多复杂，但无从想象它到底长什么样。电影编剧据说抱着小说以头抢地好几年，终于设计出一种圆环文字，但书写过程被明显简化，原著党纷纷不买账。幸运的是，作为中文使用者，我们兴许真见过符合这种描述的字（的极端简化版）：

 合文：一种中文文字游戏，将多个字通过共享偏旁和少量变形，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字。

不过，中文做到的也就只有这样了。即使笔画可以共享和变形，我们能够组织进一个图形的字数仍然是有限的，并且需要不少事先计划和练习，不信你用这种方法写个“黑心老板黄鹤欠下三点五个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试试。

七文的一段书面语显然需要许多个语标，每个语标都要根据语义发生变形或组合，但书写者在起笔时就能用少数几笔串联起所有的语标。让地球人最想不通的是，他们是怎么做到在书写前就规划好所有语标的变形和位置的？

在物理学家帮助下，语言学家最终解开了这个谜——这帮外星人没有时间观念。对地球人来说，时间流逝，事件依序发生，我们的书写方式也是线性的，对于尚未落定的未来，我们比较方。但外星人是圆的（在原著小说里，它们是辐射对称的桶形生物，不是九层楼高的大王乌贼），他们看着所有的方向，同时体验所有历史，时间顺序对他们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并不是简单的“知晓未来”，更像是狄更斯所描绘的圣诞之夜：在只有自身相伴的深夜里，过去与未来的幽灵纷至沓来，游荡于这片没有历史的海上的人们，比任何人类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当下的意义所在。

女主角Amy Adams饰演语言学家，被政府招来试图与外星人沟通。

故事里的语言学家露易丝，正是通过系统性地理解这种语言，方能接触到这种没有时间的世界观。在结构语言学的意义上，这是个正常现象。因为语言是反映社会的完整符号体系，哪怕是方言或者特定地区共享的语境，都可能让一个外来者获得原本无法想象的知识。

我听过一个古怪又有趣的真事：有个小伙伴去北京亲戚家，看到浴室热水器调温旋钮的字脱落了，上面贴着个纸条：“调高-东，调低-西”。东和西是什么鬼啦？！这不是个案，每回去北京，人们总是用东南西北指示位置，搞得我非常迷惑。似乎在这群北京人眼里，绝对方位就好像一只有目共睹的小狗，然而该狗对其他人（比如我）却是隐身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感应到北在哪儿的？

语言学家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在生活中常规使用东南西北这类标记绝对位置的方位词（而非“上下左右”这些指示主观位置的词），他们自然会发展出使用它的相应能力。有报告称，墨西哥山区中存在一种方言，其中干脆就没有“上下左右”这类表示相对位置的词。这种方言的使用者就算蹲在小黑屋里，也能分清楚数百公里外一个特定地点的绝对位置。而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也许是因为生活经验，更可能是因为日常交流频繁出现这些词，迫使我去理解它们的含义，即使在无窗的室内，我也常常能直觉地知道哪边是北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解释并不是在“使用语言”与“获得能力”之间寻求因果关系，而是在谈论被观察到的现实情形：人们既能日常使用这些方位指示词，同时身具与之相适应的方向感。换言之，在一个社群里人们能够轻松运用的语词概念，对这个社群之外的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能感知其他人难以想象和理解之物，这听起来已经很像一种超能力了。既然语言是反应社会存在的符号系统，这种超能力就有了解释：有些概念无法被理解，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于世，而是我们原本用于理解世界的符号系统并未给它们留出位置。但这也带来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一种语言，通常足以帮助人们自由灵活地表达他们想说的一切，但在其他观念系统的辅助下，我们却会意识到它的局限，小到东南西北的方向感，大到——就像小说里讨论的那个奇迹可能性那样的——未来。

在巴西和哥伦比亚交界处，有一种叫吐优卡的语言。这种语言区分了五种“据素”，说话者必须在作出判断前，搞清楚他本人作出这一判断本身的依据有多强，如果他亲眼所见，就得加上第一种据素“ati-wi”，如果是推断的，那么就应该用第五种据素“假定的”（diágo tii-kú）。学会这种语言，意味着你将直觉地理解一切判断依据的直接程度。

听起来有点厉害。想象一下，爹妈朋友圈里的“不转不是中国人”，在一个熟练使用吐优卡语的人读来，可能就变成了“有人声称:不转这篇文章会造成国籍上的变更”。在吐优卡语加持下，一个人能免疫多少类似的咒语啊！话说回来，如果这算超能力的话，我怀疑副作用包括被踢出亲戚群，错过春节红包好几个亿。

学语言的过程就像魔法，你将学到原本难以概念化的词和它们之间不可捉摸的联系。索绪尔曾特别强调了“语言”为社会成员所共有（区别于个人所说的“言语”），当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的时候，他们是在从一个宏大的共享信息库中援引线索，编织想法，使他人得以理解。尽管很难被意识到，语言中隐藏着一个社会共同的思维方式。

文化与历史通过语言与人共生，这些系统化的观念照亮了社会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区分出了“有意义”的部分，将不同时期、不同代际的人联系在一起，共享价值、观念和生活现实。而学习新语言势必会打破这种心有灵犀。原先不言而喻的观念不再必然，新的可能性将对你敞开。其他文化中的心照不宣慢慢潜入你的头脑，改写并支配你的直觉、行动与言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正是这样一种超能力药剂：它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但世界却得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小说里的外星人也是如此。政府绞尽脑汁想让外星人吐点儿高科技出来，好让地球人少奋斗两百年，然而他们真正的礼物已经悄然抵达地球语言学家的一生。到头来，真正的超能力和高科技是一种人类学技巧：理解截然不同的文明中人们看待一切的方式，并以之为线索重新认识自身。

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提出的迷人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如果你知道未来，是否会改变它”，而是结构主义思想的精彩沙盘演习。人们往往相信，通过改进技术手段和工具能够克服我们生为人类的种种限制，实现奇迹般的未来。在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时空穿越、机器统治或星海奇航，都是这种信念的投射。但结构主义思想家们知道，世界存在于想象之外，以社会为尺度，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他者和自身。

图｜电影剧照

在结构主义理论中，世界被视为社会心智所理解的永恒对象，而语言是这些社会为此打造的桥梁之一，它使人们能够互相理解，却也限制了我们的眼界。在小说里，不知道未来的人们，把努力过有益的生活、实现利益与进步，视为人的自由和目标。而在理解了外星人视野的语言学家看来，所有这些努力无非是一种踏进未来的既定仪式。人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却一无所知。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呈现了这种必然的无知：当局对外星人的文明不感兴趣，他们更忧虑对方的意图。有趣的是，在这个特例中，“意图”暗示着一种地球人的枷锁，只有走向未知的人才需要规划方向，而他们所质问的外星人恰好并无此类问题。更有趣的是，当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才看见了自己的限制——我们既能理解什么是“意图”，也为意图所困。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最初认为的语言影响思维构成的观点已几经修正。人们生活其中的环境对于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多向度的，语言在其中未必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些影响不仅使人们能够理解世界，也限制了他们理解的范围与途径，而冲破这种有限性的工具之一，就是语言。

作者：钟与氏Darla

编辑：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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