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只在当地女人和孩子中肆虐的怪病，起因是一坨面糊

林明一家人在春天搬进了新房子，春暖花开时节又逢乔迁之喜，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然而没过多久，林明的妻子和女儿都染上了怪病，他们看东西模糊、睁不开眼、复视，接着咀嚼吞咽困难、头下垂，几天后便去世了。不止是林明家，艾德山家也曾有三人得了此病，后来又有两人遭殃；彦山、开山、白山三兄弟以及彦山的田间伙伴德林，四人在同一天得病，并都于三日后死亡……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流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县的一种原因不明的怪病。每年春天，疾病就像天气转暖时节又悄然而至的寒流，在当地的锡伯族人中弥漫开来。

察布查尔县锡伯古城 | 图虫创意

这种“察布查尔病”，曾一度造成当地民众的恐慌。

察布查尔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是中国唯一以锡伯族为主体的自治县，“察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意思，寄予了当地人民对于丰衣足食生活的美好向往。

虽然察布查尔县是锡伯族自治县，但其实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地，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人在这里生活。

锡伯族跪礼民俗 | 图虫创意

“察布查尔病”就存在于这样的土地上，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蒙上了一层撕不开的浓雾。

得病的都是锡伯族人，并且多是妇女和孩子，都是从眼睛的症状开始，严重者往往两到三天死亡。而直到死前，病人们都意识清晰，可谓是“残忍地清醒着”。幸运地挺过来的人，也要好几个月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因未能弄清病因，大批锡伯族居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亡，有的居民甚至被迫外迁。

当时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卫生处处长回忆道：“国民党时代人们认为察布查尔有传染病，在流行季节常在伊犁河边检疫，不许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人过河到伊犁去。”

1955年到1957年，当时的卫生部和新疆卫生厅（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曾先后派人去调查过，也提出了一些可能——

疾病总是在春天发生，这样特殊的季节性，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虫媒”传染病。

通过蚊子传播的脑炎成了头号怀疑对象。但一方面察布查尔县并非森林和草原地带，疾病最为流行的时候，传播脑炎病毒的蚊子也还没有大量繁殖；另一方面，所有的病人都没有脑炎典型的发热迹象。这样看来，不应该是脑炎。

如果不是蚊子，会不会是其他虫类呢？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农忙时节，耕种靠近山地的田地时，农民们有可能受到硬蜱的叮咬。可是，真正生病的多是妇女和孩子，不是劳作的主力军——男人们，而且蜱性麻痹通常是从下肢开始，逐渐向身体上方蔓延，可是察布查尔病的症状是从眼睛开始的。

被怀疑过的硬蜱 | 图虫创意

虫媒疾病的想法，最不可解释的一点其实在于，察布查尔县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难道有虫会只咬锡伯族人？

最接近疾病症状的其实是肉毒中毒，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合作社经常向当地居民供应新鲜肉类，人们自己宰猪、腌肉的习惯早已不存在，而且实在无法解释，肉毒中毒为什么会有季节性？

这些猜想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958年4月，卫生部再次派出了一支由8人组成的专家组来到察布查尔县，在该县发病最多的六乡调查，希望能调查清楚“察布查尔病”。

不过他们到达察布查尔县的时候，当年的流行季已经过去，能亲眼见到的病例只有三个，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而他们手里能拿到的，只有过去几年零零星星的调查报告、医院里几份简单的病案记录以及两例尸检报告，仅凭这些资料，还不足以认识疾病的全貌。

专家组成员们迅速分析了现有资料。两份尸检报告显示，死者中枢神经系统广泛充血、点状出血以及水肿，脑干部尤为显著，血管周围炎性细胞轻微浸润。这是典型的中毒性病变，也就是说，病人是中毒而死。

图 | 图虫创意

那这些病人中了什么毒？又是怎么中毒的？

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专家组成员们开始了走访和资料收集。他们一方面继续整理以前留下的材料，一方面挨家挨户地访问。他们追问了过去的病人、病人家属、当地医务人员及居民，详细了解了疾病发病的过程，并搜索过去没有登记的病例然后全面记录，最终收集到了1949年到1957年间的88个完整病例作为分析的样本。并且还与当地干部和老乡进行座谈，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我们推想过去9年中一定不止这88例，因为有些病例或由于年代久远，或由于症状轻而不典型，被人们遗忘，被我们剔除，或未被诊断……解放前发病情况如何，无书面资料可考。”

这样特殊的分布，也让专家组成员们再次很快地排除了呼吸道、水源以及虫媒传染的可能性。而在生活习惯上，当地的锡伯族居民是193年前（清朝）自东北迁入，在农业劳作和生活习惯上与东北地区的农民基本相似，所种庄稼以小麦为主。

“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病人都是锡伯族人”。

这个例外，引起了专家组成员们的重视。这是一位叫做韩秀珍的汉俄混血儿，1956年，她曾不幸染上察布查尔病，而她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和当地锡伯族居民完全一致。这让专家组成员们将目光转移到锡伯族人民的特殊饮食上。

如果是食物引起的中毒，那这必须是一种只有锡伯族人才吃的食物，也是一种只在春天吃的食物，但同时，专家组成员们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吃同样食物的家庭，却多是妇女和孩子得病呢？

锡伯族的一些传统食物 | 东方IC

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们开始排查锡伯族人民的日常饮食，发现只有锡伯族人吃而其他民族不吃的食物主要有腌猪肉、咸鱼和面酱。腌猪肉（近三四年来已经不吃）和咸鱼（发病多的乡反而吃得少）很快得到了排除，于是面酱成为了专家组成员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面酱在当地被称作“米送”，是一种历史悠久并深受锡伯族人喜爱的食物，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制作。不过锡伯族人一年四季都会吃面酱，不只是春天，而且同样吃面酱，为啥有的乡的人不发病？为了不放过任何细节，专家组成员们开始向老乡询问面酱的具体做法。

面酱主要由家庭妇女制作，并且是在每年春天制作一年的量，具体方法有两种——馒头法和麦粒法。

• 馒头法：将麦面做成馒头或者窝窝头样的面块，蒸熟；

• 麦粒法：将麦粒煮熟。

接下来是两周左右的发酵，然后会将半成品放到阳台或屋顶上晒干，等到阴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纪念日）的时候，再用滚烫的盐水煮沸并冲搅几个小时，这样便制作完成了可供随时食用的面酱。

锡伯族人把发酵完成但尚未盐水煮开的面酱叫做“米送乎乎”。发酵过程是否够，可以看外表性状的改变，也可以尝味道的变化。馒头法制作的米送乎乎在发酵过程中会逐渐产生甜味，所以妇女们基本上靠“尝味”来判断发酵是否完成；而麦粒法制作的米送乎乎发酵过程中不仅没有甜味，而且在半成品阶段是不能吃的，所以妇女们在制作过程中不会食用。

图 | 图虫创意

专家组成员们进一步发现，由于馒头法制作的米送乎乎有甜味，并且盐水煮沸前也可以食用，它成为了小孩们喜爱的“零食”。从发酵完毕到加盐制酱的过程中，有一到两个月的间歇期，即使家里人将米送乎乎藏起来，仍然免不了被孩子们偷吃，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甚至还经常将以米送乎乎互相请客。

这样的发现让专家组成员们将目光紧紧锁在米送乎乎上，它的制作时间和察布查尔病流行期基本吻合。他们推测，问题很可能出在这半成品上，由于加工成品时会煮沸三到四个小时，毒素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灭活，这也是为什么，一家人都吃面酱，却多是孩子和妇女发病。

随后，专家组成员们对过往病例再次进行了调查：

“我们调查了47例病例吃‘米送乎乎’的历史，其中29例（61.7%）均承认发病那年在发病前吃过‘米送乎乎’，其余病例或因年头太久已记不清或因本人不在（外出或死亡）无从查问。”

而从不发病的二乡，调查发现，家庭都是用“麦粒法”制作面酱，发病最多的五乡和六乡，居民却绝大多数使用“馒头法”。

随后的动物实验和细菌学检查，也证实了米送乎乎为中毒来源，而毒素正是曾经被列为怀疑对象的肉毒毒素。由于之前的调查没有对过往未登记病例做整理，因而缺乏足够的样本去探索病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并且由于一直认为肉毒毒素只会存在于肉制品中，没有找到季节性的中毒来源，所以尽管怀疑，却没有证实是肉毒毒素。

那米送乎乎是如何被污染的呢？

肉毒杆菌是土壤细菌，产生的芽孢可长期存在，察布查尔县农民打麦晒麦均在田地旁的荒地上，麦子容易被芽孢污染，部分面粉也因此含有芽孢。这些芽孢生命力极强，最初的加热也无法破坏。

打麦 | 图虫创意

专家组成员们测量发现，发酵时容器内的温度在26~35℃之间（当时室温在20~21℃），发酵过程中的厌氧环境和温度、湿度都有利于肉毒毒素的产生。于是肉毒杆菌及其芽孢便在“舒适”的发酵过程中产生肉毒毒素，引起中毒。但肉毒毒素对热敏感，即使是芽孢，在几个小时的盐水煮沸过程中也可以完成灭活，所以再吃成品面酱，便不会出现中毒。

由于盐水煮沸前米送乎乎是不含汁的块状物，含毒程度不均匀，所以仍然有人吃了米送乎乎不得病或者症状轻微。

最终，专家们成员们还原了“察布查尔病”的全貌，并将完整的报告《肉毒中毒——“察布查尔病”的调查》发表在1958年《中华医学杂志》的第10期。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弄清‘察布查尔病’的发病原因，并提出扑灭本病的具体措施。兹将有关临床、流行病学及病因学各方面的材料分别叙述，请国内同道指正……在我们于5月23日离开察布查尔县时，没有新病人发生。今后，地方卫生当局仍应督促检查注意预防措施是否彻底执行。”

疾病病因明确后，察布查尔县卫生部门立即组织力量，销毁了全县尚存的米送乎乎，并向群众广泛宣传该病的病因及预防方法，鼓励大家尽量不做米送乎乎，以及在盐水煮沸前不要食用。此后多年，察布查尔病在该县销声匿迹。再之后，随着发酵食品的工业化生产逐渐取代了家庭自制，察布查尔病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察布查尔病调查报告 | 截图

多年后，当时专家组成员之一连志浩的学生在纪念恩师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察布查尔病）这一发现冲破了当时认为只有食用腌制的肉食才能肉毒中毒的理论，为肉毒中毒研究开阔了新领域。”

察布查尔病的调查是新中国流行病学史上最为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当时专家队伍中的流行病学家连志浩也因此一举成名，他和察布查尔病一起被载入了流行病学史册。

其实人类历史上多的是这样的“怪病”，尤其是那些曾危害一方的传染病，人们一开始往往不知道疾病的来源和传播方式，更别提预防以及后续治疗。

和察布查尔病一样，那些去调查的流行病学家最先要做的，就是弄清疾病的“三间分布”——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人间分布，也就是什么时候得病、什么地点得病，以及哪些人得病。

这是流行病学的基础，也是公共卫生的基础。而这种方法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

1854年8月，英国伦敦爆发霍乱，而那时，疾病细菌学理论尚未建立，人们不知道这个疾病究竟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开来的。当时一位叫做约翰·斯诺（John Snow）的内科医生，通过死亡登记中心的数据，在市区地图上描点制成了疾病地图，试图探索死亡患者的空间分布。

约翰·斯诺发现几乎所有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宽街（Broad Street）的公共水泵附近，在进一步调查中，他发现除了饮用宽街公共水泵的居民外，伦敦其他地方，霍乱并没有明显爆发。

约翰·斯诺当初绘制的疾病死亡地图示意图 | udel.edu

尽管当时的化学与微生物样本检查并无法证实宽街水泵的水源具有污染性，但是约翰·斯诺对于疾病模式的判断仍然说服了威斯敏斯特·圣詹姆斯教区当局关闭并转移了水泵阀。这一措施使得霍乱得以遏止。

约翰·斯诺也因此成为公共卫生的奠基者，也是最著名的流行病学家之一。

流行病学圣地，以约翰·斯诺命名的伦敦酒馆 | udel.edu

这听起来好像不难，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当我们如今谈论起这些传染病是如何传播的、哪些人是重点保护人群，又或者哪些因素才会真正引起疾病时，其背后往往是无数流行病学家深入现场的努力或者抽丝剥茧的分析。他们的工作，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基础，他们时刻准备着出发，准备着探索，准备着将那些身处黑暗中的疾病撕开一道光明的口子。

作者:   黎小球

编辑：odette、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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