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个男人在流浪

必须承认，生态游其实是有不低的准入门槛的，这个门槛不单考验生态游的管理者、组织者，也同样考验享受者——游客。

你或许会疑惑：旅游能有什么门槛？旅游不就是去看，去玩，去品味美食，拍些美美的照片吗？

没错，我知道这事看起来吊诡，但只要转变一下场景，就立刻可以理解：

你看，人人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但就拿最不受场地和器材限制，甚至每个人天生就会的运动项目——跑步来说吧，有几个人可以不经过长期的锻炼，随便蹬上一双跑鞋，就能跑完一场42公里全程马拉松？

如果把旅游等同于跑步锻炼，生态游就是马拉松。它能让你获得最极致的感官体验，却又同样难以轻易触碰。

 

提到生态旅游，就绕不开美国黄石这个典范。早在1832年，乔治·卡特琳就提出保护公有土地上的风景奇观和野生动物，这也是后来国家公园概念的基础，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应运而生，可以想象，身为画家的乔治·卡特琳在构建国家公园概念雏形的时候，一定着重考虑过自然生态的美学价值，而在1924年，美国政府部门章程对“荒野”概念的阐述更是强化了这种价值的地位——在工业化导致生态环境空前破坏的背景下，人们意识到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对还未受到人为活动影响的区域加以保护，以保留它的生态、地质、科研、教育和风景价值。

图注：黄石公园内著名的大棱镜泉

 

从国家公园到生态旅游的转变，至少在美国的语境下是自然过渡的。最初划定的黄石、优胜美地等国家公园犹如一张白纸，人们需要做的只是尽力保持它的纯净，而荒野的美学价值在初期就得到公认，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价值展现出来，今天的黄石公园有严苛的游客准入制度、游览规范，其实本质上都是对“展示自然的美”这件事的具体方法而已。

 

中国并不缺乏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从南向北，中国的自然地理气候跨越了赤道热带、边缘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8个，从东到西，海洋、湿地、森林、草原和荒漠等不同生态系统相互交错，复杂多样的自然地势塑造了独特的植被分布，它们又滋养了同样丰富的动物，更不要提那些在第四纪冰川期遗留下的中国独有的物种了，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自然地理气候和自然生态系统最全面的国家（甚至没有之一），即便放眼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和自然景观的的多样性角度能和中国相比的也寥寥无几，我们天然就拥有最适合开展生态游的基础。

 

但中国的生态游又面临许多难题。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里，荒野其实是个遥远的概念。在过去几千年，昌盛的农业一直是中国的根基，它带来的生产力解放让中国一直稳居世界文明舞台的核心，古代的城市人口密集“挥汗成雨"，古代中国的军事行动投入的兵力数量让其他文明咂舌，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东方邻国的”战国时代“征伐时，也免不了笑称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村庄械斗“而已。但庞大的人口也不可避免对环境带来极大压力。历史上的华北平原、江淮地区丛林密布，为了支撑庞大的人口，就需要开垦更多荒野用来耕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关于舜命人引火烧林发展农业的记载，甚至一些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都愿意以“我诸戎除翦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我们族人已经砍掉了山野上的丛林荆棘，驱赶走了其中生活的野兽）”作为自己已经文明开化的证据。在中国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人早就成了塑造地貌的主要力量，而这种力量之迅猛远超我们想象——黄河变黄的历史其实只有2000年左右，这和秦汉时期西北农业的大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帝制的最后200年，即便是远离核心的岭南地区，森林覆盖面积也大幅减少了9成。

栖息地的消退是生物从人口密集区域消逝的主要原因，人为对野生动物的捕猎也一度屡禁不止，在我身边就有过好几起这样的例子——我的家乡山东原本就人口稠密，填充在一个连一个的村庄中间的几乎都是耕地，能在这里生活的野生动物无非就是野兔、黄鼠狼和野鸡这几种小兽禽，而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回老家探亲的时候还在村后果园里听到一只野鸡叫声，第二天想要再去探寻的时候得知，它在当天夜里就被下锅炖了。

而我们之所以在当代还需要大声疾呼“禁食野生动物”，“禁止滥砍滥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自然万物视作一种可以为己所用的资源，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生物科普者肯定也都遇到过“能、好、怎”的三连暴击，无论你如何展示某种生物在漫长演化历程上的精巧构造，如何描绘它们和残酷自然抗衡时的生命坚韧，也如何苦口婆心的表达这种生物面临的生存危机需要我们协力解决，最后换来的关注点都是——能吃吗？好吃吗？居然濒危了？那能养殖吗？养殖的能吃吗？

 

实际上，这个现状无关对错，更没有“东西方孰优孰劣”的差异，它只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路上留下的习惯性印记，同样的印记在欧洲、西亚的那些古老文明身上同样存在。在今天，中国已经重新成为世界经济支柱，我们的生产效率也已经逐渐摆脱了对土地“摊大饼”式的利用，这样的习惯性印记也有了逐步摆脱的可能。

但正如我们开头讲到的那样，即便一个人十分清楚运动的益处，他也试图用脚步和汗水换取跑完一趟马拉松的畅快感，他也总需要有长期锻炼的储备，从迈出第一步，到跑完自己的第一个1公里，逐渐历经5公里、10公里、半马的历练，才能最终跑过全程马拉松的终点线。

新中国对环境保护的起点其实很早，1956年我国就成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数量至少有1.2万个，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自然保护地的一部分是为了“抢救性”的保护自然生态和其中生活的物种（比如三江源和卧龙），这样的保护区一般不对游客开放，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更是严禁未经审批的一切人类活动；还有的一部分（比如一些省市县级保护区）却又连“抢救性”的保护功能也不太完善，一些自然保护区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在保护区管理机构手中，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随意侵占、更改保护区的范围，甚至出现了安徽某地为了建设开发区，把扬子鳄的保护区核心区从河道湿地变更到石头山坡上的荒唐一幕。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还是硕果累累，就在上个月，我国公布了首批5个国家公园名单，而在2017年就已公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里，明确提到了国家公园定位 “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对环境的“抢救性”保护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一些发展成熟的保护区恢复了原有的自然生态，也有了向外展示自然美感的基础。

国家公园的建立犹如发令枪，中国的生态旅游正式启程。但要跑向生态旅游的这场马拉松终点，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正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中国人口稠密区域的自然生态场景几乎消失殆尽，只有一些险峻的山地还有部分残留，而保留自然生态的荒野又大多集中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我们首批公布的5个国家公园里，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高原腹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中俄边界的老爷岭山林深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地跨三省，也大多位于山高林密的幽静地带；祁连山国家公园则是青藏、蒙新和黄土高原交汇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这些地区光是抵达就已经十分困难，它们之前承接的功能也没有涉及到接待游客开展生态旅游的任务，基础设置普遍都比较孱弱。

 

不久之前，我跟随福特汽车环保奖（CEGC）生态之旅探访的四川唐家河保护区就能代表这种在“从保护区到国家公园”的转变路上的阵痛。

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唐家河的名字在大众耳中稍显陌生，但在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史上，唐家河的分量却十分重要。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首席专家乔治·夏勒来到中国参与大熊猫合作研究，在卧龙和唐家河工作4年之后，夏勒和中国学者胡锦矗、潘文石合著了大熊猫科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卧龙的熊猫》，来自东方的神奇物种和中国人为保护熊猫所做的努力进入世界视野；而在夏勒来到中国前的1975年，唐家河的竹子大量开花死亡，缺乏食物的熊猫大量饿死，也曾在神州大地掀起过一阵抢救熊猫的风潮。

夏勒博士在四川参与熊猫研究

 

自此之后，唐家河就成为国际大熊猫保护的交流重镇，为此兴建的道路设施、保护区内部的学术交流中心（宾馆）的规模和水平其实已经远比国内其他保护区优越许多，但相较于那些坐落在繁华都市周边的旅游景点来看，这样的条件还是稍显不足。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游客为什么要到偏远的保护区去？唐家河作为构成我国大熊猫国家公园的67个保护区之一，大熊猫当然是这里的明星物种，来此游览的游客大多都是冲着熊猫来的，但和动物园里静静待在玻璃房中悠闲示人的大熊猫不同，野生大熊猫行踪十分隐秘，对人的出现也十分警觉。根据唐家河保护区多年的监测发现，大熊猫对人的规避距离至少有50米，我询问了在保护区工作了28年的马文虎老师，他总共也就见过8次野生大熊猫，保护区的巡护人员也提及，他们日常对熊猫的监测主要依靠所发现的熊猫粪便、足迹。要知道，唐家河保护区已经是国内保护区中大型生物遇见率最高的典范，在我们到访的那几天，羚牛甚至跑到了宾馆大堂里（点击文字观看视频），可即便是在这样的地方，如果游客寄希望于来到保护区就能见到更多大熊猫这样的特定生物，很大程度上也会收获挫败感。

在探访的过程中，我的老乡——唐家河保护区的刁鲲鹏站长也多次谈及人兽冲突的困境。说实话，这多少让我有些错愕：唐家河保护区的设立在70年代就已经起步，按照当时的保护区策略，保护区内的居民都已经全员搬出保护范围，但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兽冲突依旧很激烈。保护区内虽然已经没有农田，但野猪、藏酋猴会成群扩散到保护区周边的农田中取食。可想而知，当地居民心中会产生何种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在那些以保护猛兽为主的保护区（比如虎豹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内依旧有大量人类活动的保护区（比如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区）里，必然会更加激烈。保护和发展并不是对立的，但两者如何结合起来，尤其是如何能让周边社区积极参与到保护区建设、如何让这些为了保护环境而甘愿舍弃自己世代家园的居民也能在生态旅游中共同发展，其实是于情于理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中国就没发展生态旅游了？当然不是。一些硬核的游客其实是可以适应当前的不足条件的，比如一些资深的观鸟爱好者可以为了解锁自己从没观赏过的鸟钻到深山里一蹲就是一礼拜；还有一些自然风光摄影师，人迹罕至的地方正是出片的天堂；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公园，也允许受监管的钓鱼爱好者（比如路亚、飞蝇钓）和注册猎手针对某种特定动物进行定量的猎杀；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动物领域的科普作者，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对亲眼目睹自然的奇妙充满兴致，这次和我一同前往的@远夏就一直兴致勃勃，我们私下还约定要抽空再来跟着保护人员走一趟巡护路线。这样的游客更在乎目前的国家公园里的实质内容，对路途、时间、服务环境甚至消费都不是特别敏感，是可以直接衔接当前的生态游模式的，在未来生态游发展成熟后，也能成为高端游的受众。

当然，如果只服务于这些硬核游客，生态旅游就失去了它满足大众美学需求、向大众传递自然保护意识的意义，但正如生态旅游的组织者需要迈出第一步，大部分的游客其实也需要一个“适应生态游”的过程。要完成这一步，也离不开组织者的引导。在唐家河保护区的参观过程中，我们参与度最高的项目不是寻找动物，而是向保护人员学习如何架设红外相机，除了我和@远夏等少数几个熟悉动物保护领域的人，同行的大多数伙伴对红外相机的概念都很陌生，保护人员介绍红外相机的原理、在什么角度设置相机能拍到什么动物的时候（点击文字观看视频），大家都听得十分投入，当我们从巡护路线上找到几个月前已经布置好的相机，并从中看到出现在镜头前的野猪的时候，喜悦和成就感浮动在每个人脸上。

这个体验足以说明，来到唐家河的每个人，其实并不是只对看到大熊猫感兴趣（当然，这个兴趣其实也很难满足），自然生态里有许多同样迷人的亮点，保护它的人身上也有许多故事，能不能把这些故事以普通百姓能听懂的方式讲出来，是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生态旅游的重要一步。当然，这里的“更多人”也是有极限的，我们要保护自然生态，就不能承受让保护区变得像黄金周的其他景点那样人山人海，所以生态旅游的许多环节其实并不一定要来到深山老林的保护区里进行，城市郊野、沿海城市的滩涂完全可以成为轻度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条件比较成熟的保护区也可以适度开放短途的自驾和露营体验，而最终筛选出的硬核游客总数不会太大，现有的保护区体制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正如同办好一场城市马拉松，组织者需要详尽的封闭道路、配备后勤支撑，也要既能满足专业运动员的竞速需求，也能用亲子跑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到全面健身事业中来，生态旅游的发展同样需要做好各方面配套，以不同强度的旅游方案满足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而要找到这些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我们还需要漫长的摸索尝试。

唐家河保护区在做的是这样的尝试，作为一家老资格的保护区，他们也最先开启了向民众介绍自然之美的努力；2021年福特环保奖对生态旅游的关注也是一种尝试，在过去的21年里，根植中国的福特对中国生态环保事业提供了颇多助力，今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向生态旅游领域的资源倾斜，也是在贴合“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题；而我们每个人的关注，都会给这些努力增添些许力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欣赏属于我们的山河壮美、万物葱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