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容许自己失控”| 在疫情背景下，我们还能怎样爱自己？

今年疫情开始，我们的工作生活多少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一些大规模调查也会受到一点间接的影响，有些合作单位（特别是学校）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会中断合作调查。比如最近，北京疫情开始后，学生也不能再进入研究所了。

好在大部分会议是可以转到线上开的，包括学生答辩现在也都是清一色的线上，但是感受肯定有所不同，就像网络心理咨询和面对面的咨询也会有一点差异。

疫情开始两年多来，基本上所有咨询师都接受了“线上咨询”形式。原来有一些咨询师很不接受，或者“就算接受，也一定要先跟新的来访者见过一段时间的面”，比如见过最少两次或四次，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之后再转为线上。

线上和线下很不同。

比方说，在线开会时，大家好像直奔目的，寒暄的部分会少很多；学生线下答辩时，可能会提前准备一些小水果之类，老师们也会提前一点到，到了之后大家会先闲聊一下，总体上氛围更放松。在线下，人和人在一起带来的放松和相互支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句话说，功夫在诗外。水果、寒暄、闲聊……这些可能不是必要的，但这些“非必要”其实又非常重要。

其实类似的还有很多，包括人际交往，包括学习和科研的思路，有时候“直奔目标、围绕一个目标打转”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对于心理健康来说，我觉得“留白”特别重要。有些时候，一个人看起来“不是在做很有目的”的事情，比方说在发呆，但“发呆”其实是一种创造力的源泉，有时候，你放下手机发会儿呆，突然就有一个好想法冒出来了。

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里，很多“非必要”原本就被压缩了。

比如手机和它里面的丰富世界，对我们的“留白”也是一种很大的侵占。在现代，特别是疫情之下，手机和网络当然是非常好的工具，也给我们很多支撑，但很多时候，如果一直沉浸在其中，无论是新闻视频还是游戏，就会把心灵占得特别满，人就缺少一些时间去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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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是我借用了传统文化里的说法，类似精神分析中的“白日梦”，放任大脑无意识地去运转。

人的心灵分意识和无意识层面。我们所谓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大多是意识层面在努力，但其实，无意识的部分更大，就像冰山，落在水面上的可能只是百分之一，还有更多在水面之下。

在水面之下，我们的无意识有很多聪明的运作，组织我们收到的信息，协调内心的欲望，做判断，当我们留白时，一些无意识就更能浮现出来，给人带来启发，甚至治疗。

我曾在咨询中遇到过一个典型的个案。这位来访者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家庭教育很辛苦，所有的时间都是要规划、要有效使用，休息时间虽然不用于工作和学习，但也要有助于健康生活，比方说，午休时，吃完饭歇一会儿就要去运动，排得很满。后来他把自己逼崩溃了。

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尝试着建议，要不要换一种方式，做任何你想做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午休时，就决定去外面溜达溜达，发发呆，就这样没有目的地过了半个小时。

他说，感觉到生平从来没有过的美好。

漫无目的地发呆，也是一种治愈 丨《探险时光》

其实，一个人会来求助，说明他已经在一个改变的临界状态，已经感受了提醒自己改变的信号。像这位来访者就说，在原来的生活中，如果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些潜在的需求”，是不会这么痛苦或崩溃的。

一些长久被忽视的、可能是非必要的需求，浮现得越来越强烈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痛苦的症状——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一个改变的机缘。

前不久，有个人在我直播的“树洞环节”问了一个和疫情间接相关的问题，说，因为疫情，现在的工作降薪了，很矛盾，不知该接着忍受还是换工作——当然，现在换工作也不一定好换。

我感觉自己当时回答得不好。因为当时我觉得，心理学家的能力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面对人的真正内心需求并且让人梳理清楚自己的内心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回答他这个问题是有些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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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重新回答一次，我会更多地问问他：收入降低一定会降低工作整体吸引力，但是如果综合评估，包括自身特质与工作的吻合程度、在工作中遇到大人或工作带来的意义，等等，这份工作是不是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工作？还是说，你本来就是在忍受这个工作，只是为了收入？

如果是后者，那么“收入降低”可能只是一次提醒。换句话说，原来高一点的收入，可以遮蔽你对工作的很多不满。但是现在，这个“降薪”变化也许是个提醒，不是说要你马上冲动地怎么怎么做，但至少可以可以提醒你多想一想：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我最近也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朋友转发的消息。印象里，有个人在上海，有天是出去看病还是其他原因，反正就是“获准出门”，然后看到到处很空旷，拍了张照片，表达了一下“感觉不错”，然后就被骂得很厉害。

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人真的会有一些真实的感受浮现出来——而“感受”是没有对错的。如果走在宁静的大街上，你可能感觉不错，可能突然悲从中来，都可以，并不是说“悲从中来、大哭一场”就比“感觉不错”要高尚。

爱自己，本身就包括对感受本身的尊重。这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努努力能做到，那自然是很好的，而且，“能对别人有帮助”也是对自己的更高的心理需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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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属于“做了没有意义”，比如说，自己茶饭不思、没有心情再去学习工作了，觉得“这个世界不该如此”，这其实对自己和身处其中的人都没有帮助。

当然，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我们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此刻有一部分人在困苦中，我们看到新闻，很难不去关注，但如果你发现这些消息对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有了很大影响，最好是放下手机，也减少去聊这些。

或者，可能你自己就待在家里不能出门，但其实，你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哪怕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和家人吵架，不对孩子发火，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都是有意义的。

这种时候，还有一种感受：有的人会觉得“有人在受苦，而我这么快乐，不应该”，会觉得内疚。

内疚其实是一种“超我”的功能。如果仔细分辨，就会发现，有的人会把“自己明明做不到的”也当成是“明明我该做到的”，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归类。

还有一些事情令我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就特别希望自己有控制力、能让这种事情避免发生——但这本就不是我们能做到的。

有人会选择“躺平”。其实有点像心理学中的“习得性无助”，当外部施加了一个负面的刺激，如果每次尝试都没用，躺平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当情况变化时，自己的信心还可以复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些自我照顾是很有必要的，放下手机，吃好，运动，早点睡觉，在生活中适度地享受，如果和家人一起生活，不多苛求。

也有的人会选择“特别想做点什么”，比方说，有的人会公开宣泄情绪，伤害自己，或对别人施加语言暴力。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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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有部分是焦虑转化来的，担心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爱的人身上，于是想增加控制力，想做点什么；“生气”作为一种情绪，多多少少是为了“让世界变成自己希望的那样”而去调动能量，然后又无法区分“生气”的原因和指向，如果特别想做些什么但又无法做些什么时，有的人可能会“乱做”——从心理学的角度，真实的感受是不需要评判的；但行为需要评判，是不是只维护了自己的权益甚至伤害了别人的权益。

归根到底，我们有时候就是很难接受自己“无法做点什么”，所以特别想做点什么。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不确定性”，我们有时候要容忍不确定性，容忍自己不知道甚至永远不能知道全部信息，也就是说，容忍那种“失控感”。当然，也并非说“全面失控”，只是如果任何时候你都觉得自己要有完全的控制，那其实是一种病态的错觉。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里，这种“控制感”或“失控感”有很多体现。

比方说，一个妈妈，平时孩子出门上学去了，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失控感”，因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疫情期间，如果孩子在家上网课，有的妈妈就会一直盯着孩子，自己和孩子都很紧张。

我自己也是妈妈，知道有些必要的防范还是要做，比如控制设备上哪些app能开、哪些不能开，但是他上课时的脑子在不在，也控制不了，就算盯着他他该走神也会走神，而且两个人都不会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从效果而非情绪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对“有效”的错觉：我觉得好像是“做了些该做的事情”，增加了控制感，但其实效果并不好，两个人都不开心，也未必会达到我真正想要的结果。

图丨微博@点时新闻

除了“接受失控感”，还有一点，就像前面说“功夫在诗外”，其实亲子之间也一样。

比方说，两个人都不开心的活动，其实是一种关系的损耗，那平常就有意识地多做些“两个人都开心”的活动，增强亲子关系，也可以加强孩子整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孩子的学习也会有无形的帮助，比如可以带孩子做做运动，瑜伽或者小的球类游戏。具体到“上网课”的话，也可以先评估一下：如果我盯着他，结果两个人都会不开心，那我是不是干点别的——这样做，其实也可以达成一种“控制感”。

再比方说，每当一个负面消息出来，我们的注意力，一定会被吸引。但与此同时，一个相对成熟的人，会提醒自己：这并非事情的全貌——这样的提醒对情绪就是有好处的，很多时候，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看到事情这一面的同时，也能多想想另外一面。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很多问题，但日子仍然值得过，如果要求更高一些，希望自己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能让这个世界更好一些。

作者：陈祉妍

编辑：麦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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