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零工的女性，和她们破碎的一生

最开始，在她们还年轻力壮时，她们在大城市打零工，因为打零工比进厂强，临时工挣得比长期工还多。

在懂行的人眼里，广州花都区狮岭镇是箱包的“货源产业带”。网上流传一份“网购时可以使用的省钱关键词”，就建议不要搜索“皮包”，而要搜索“狮岭皮包”——这样搜出的货，又好又便宜。

这些“狮岭皮包”，很大一部分出自打零工的日薪女工之手。

广州花都区狮岭镇是箱包的“货源产业带”｜张晓宜/广州日报

对工人来说，进厂并没有什么长期福利——工资不高；基本没有五险一金；进厂先要交“买厂服办饭卡”的一笔押金，说是离职时会退，但多半会被扣；普遍要压一两个月的工资，如果自己辞职很可能拿不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至少应该单休一天”等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工作时间普遍在11-13小时，天天都在加班，需要赶货时一个月甚至只能休息一天；请病假事假都要倒扣工资，产假更别想了，怀孕就意味着离职。而老板一旦突然“跑路”，之前压的工资和当月工资都打了水漂。

在狮岭镇，做得不好，老板会跑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外订单骤减，就出现过皮具厂“倒闭潮”。

但做得太好了，老板看着手头的钱心动，也会卷款跑路。

日薪女工B 说，“老板跑了太多了，白做事。……进厂的压工资压一两个月，有的压一千两千的，那都是钱啊。很久都不发一次工资，房租都交不起了。”

“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日薪工，做完一天就有一天的钱吃饭。”日薪女工E说。

除了“不被欠薪”，打零工还给了她们一种自主感。

进厂，意味着成为流水线上一个被支配的木偶，被发配到哪个工序，就得不停地在那个工序上做着一模一样的活，今天，明天，永远，无聊透顶的无限循环。

而打零工，不但可以选老板，选工种，还可以协商工价。熟练的工人完全可以讨价还价，要到更高的工价，或者要求按照计件来支付报酬，而不是计时计酬。

日薪女工O说，“做日薪工非常自由，今天做不做工完全取决于自己，如果今天我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其他事，我今天就不用去日薪市场找工作了。也不用担心今天不去明天去没活儿做了这种事。……不用看老板的脸色过活。今天做了不好做的话我明天再找另外一份就行，好做的话就继续做。这个老板态度很差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去他那里做。不是你价格高就可以的，我这个人很重感情的。”

日薪女工E说，“我们有时候跟着老板过去了，发现他那个单子特别难做，车的我手都疼了，我们就要求他多少涨一点，否则我们几个就再一起回来，做多少就让他给我结多少……大多数的老板都急于交单的，多多少少都会给涨一点的，我们这一天不做，他的损失比我们还大的。”

之所以给临时工的工价更高，是因为很多厂都是“按订单生产”（Make to order）模式。

对工人来说，进厂并没有什么长期福利｜站酷海洛

先谈客户，和客户约好款式、数量、单价、交货期，然后才开始生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约定好的交货期限之内，把货品赶出来。

在这个模式里，要得到最大利润，就得拼命接单。无论什么单，能谈下来就接。哪怕明显超出自己的生产能力也没关系。接到了单子，可以雇临时工来做，或者外包给其他小厂小作坊，赚到中介利润。

对于厂家来说，只养一小部分长期工，需要赶工才请临时工，节省了淡季的人力成本。

对打零工的女工来说，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可以有更多闲暇，挣的钱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往往用于支援其他家人。

日薪女工A说，“我每个月至少挣四千，除开个人开销一千多，剩下的钱都会寄回（老家）去给小孩花、养家。小孩爷爷奶奶养着，就只能通过视频看看他，每年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回去跟老人、小孩团聚......太想孩子了，挣得钱都寄回去给孩子。”

日薪女工E 说，“每天吃饭住宿都要花掉我一大笔钱了，还要（把一部分钱）寄回老家去。要是进厂做工，老板（欠薪）跑路了，那我就连饭都没得吃了......家里的地听说是政府征收了，我要是回去靠什么吃饭啊？是听说会发一笔补偿款，我不知道发多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家里（指老家）一切都是哥哥说了算......家里的老房子都留给我哥哥了，我回老家也没地方住啊。过年过节回去住两天可以，要是长住的话，哥哥嫂子就给我撵出来了......我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就是在这个市场里的流浪者。”

在老家没有退路，在城市也同样找不到出路，女性不得不回到家乡｜站酷海洛

老家已经没有自己的退路。此刻的自己学历不足，没法进入正规就业，找到体面的工作。而未来上升的通道，其实也几乎堵死了，因为管理层认为，她们早晚要回归家庭，不值得培训她们，也不值得委以重任。

狮岭镇某皮具厂管理者说，“女孩子终归是要回家嫁人养孩子的……（结了婚的女工）随时可能因为小孩子的什么事或者家里老人需要照顾就回去的。”

确实，她们往往走上了这条道路。

打工收入不足以在大城市里安家，大城市使用了年轻人的劳力，却不愿为她们提供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当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需要回到老家才有书可读，当家乡的老人难以生活自理，许多女性就不得不回到家乡，照顾孩子和老人，如果家乡有零工，就在家乡做点零工。

同样在广东，同样做箱包和服装，但地点换到小镇——广东茂名H镇D厂。

D厂也是“按订单生产”模式，订单来自珠三角和海外，接的常常是其他大厂做不完漏出来的二手单。利润不高，竞争又激烈，因此D厂同样采取了“有单就接，接了再雇临时工”的策略，招募了大量为了家庭而留守的妇女，高峰期招了300多人。

很多留守女性本来就有在外打工的经历，是娴熟的劳动力，能很快适应外发零工生活。

研究者在H镇访谈时发现，男性村民无一例外地觉得D厂这种“就近零工”很好——

“很好呀，妇女不用两头走了，可以照顾家里，又可以揾( 赚) 钱”。

“这个老板这样做很好，非常照顾农村人”。

但真正在D厂打工的女工们则表达了不一样的意见，她们都表示，“比以前在城市打工累多了”。

累，首先来自劳动时间长。D 厂每天“早七晚六”，每天工作10 小时以上，只有中午吃饭能休息一下，有时候还要通宵加班， 每月只放假一天，且时间不固定，按照赶单需要“弹性安排”。女工们回到老家，大多是为了“照顾家庭”。但实际上如果家里有事，女工们经常请不到假。

女工玉梅说：“家里种了点田，我想请假回去种田。组长怎么也不肯签名，我去找主管，主管也不肯签名……说是临时工，但一到请假就很麻烦……”

回到家乡后，女工打零工比在城市累多了｜undp.org

女工丽姐说，“赶货的时候，我们（生产）线有个妇女，她的儿子还在读小学，晚上从学校回到家就想找妈妈，打电话叫妈妈回家，她准备写请假条回家。张总不批准，那个妇女就一直哭，她儿子也在电话里跟着一起哭。张总就骂: ‘有什么好哭的呢? 赶完货落班( 下班) 再回去。’”

累，也来自女工们需要额外承担的家事“第二轮班”：家务，照顾家人，处理人情往来，节日祭拜……都得从自己的休息闲暇里挤出时间来完成。很多人更希望出外打工，只需要专心工作，寄钱回家就可以了——

女工阿凤说，“如果可以，肯定想出去打工。在外面，自己一个人，生活又规律，吃饭又规律，中午又可以午睡。晚上只要洗完自己的衣服就可以睡了。在家里，下班之后不能丢开家里的事情，什么都得弄弄。在家里工作比在外面忙多了。”

女工阿红说，“有时候困到站着都能睡着。比如阿材的老婆，家里没有老人家可以帮忙，又要煮饭、浇菜、喂鸡，她说她半夜12 点才睡，有时候站着都睡着了。下班的时候又不能休息，想着家里的活没干完都睡不着。”

女工阿梅除了上班做活，还需要种地、养蚕和照顾老人。她和家人说过想外出务工，得到的回应都是“出去打工啰，整个家都不要了”。

除了上班做活，女工还要承担种地、照顾老人等职责｜Zoe Chen/SCMP

她想不通，“家怎么就变成了我的呢? 家公照顾也怎么成了我的呢? ……在家那么多年，照顾完细佬仔( 小孩子) 读书，就照顾家婆。现在家婆走了，又要伺候家公。每次想出去打工，我老公就骂我，老豆不要了，扔了算了……根本就不能放开手。”

阿梅说，“正常班才5块一个钟，晚上加班也就是多2块。过年那些出去打工的妇女说好像在家里工作也不错，也有两三千( 元) 一个月，我就会反问: ‘你们愿意回来做吗?’实在是无奈才选择这样的方式的。”

考虑到女工们的家庭负担，有些工厂会给女工们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实行计件工资，工人上班的时间自定，甚至允许她们带小孩来上班。

江西中部的G县，有好几家外发的电子配件加工厂就是如此。这些厂家的订单来自珠三角。老板每天在高速路口等候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大巴，大巴带来的电子零件被送到各个工厂里，组装完成产品，再交给大巴送回深圳和东莞。

G县厂长春桃说，“其他姐妹都会把孩子带到厂里来。我们有一个小房间给小孩子做作业和玩，大一些的孩子做完作业后会帮父母一起做些活。每年都是这样，因此暑假厂里会多出很多人。”

有女工会把孩子带到厂里来一起做活｜吕萌/极昼

和大城市不同，乡镇是熟人社会，零工机会大多来自熟人或者亲友介绍。女工一旦开始做了，即使觉得不合适，有时候也碍于介绍人情面，不好辞工。

如果实在做得难受，女工们也会想办法。G县的女工美玲说，“这里都是熟人，大家要给面子，进哪个厂跟哪些人一起做，不只是工资的问题，还要看各种关系。我以前进的厂是老公表弟的厂子，他们欺侮我是一个外地人，我后来只好找借口，在深圳待了一个月，这样才算是辞工了，然后再进现在这个厂子。”

人的需求是刚性的，孩子、无法自理的老人，每天都需要有人照顾。

为了满足这些刚性的需求，有人必须让自己的时间和劳力变得弹性，随叫随到，持续付出。

这个人，往往是女性。

在福建龙岩洪坑村，七位从事乡村旅游相关行业的中年女性，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回到故乡。

学历比较高的D，放弃了在厦门的发展而回到家乡当乡村导游，“我以前在家乡的中学当老师，三年之后去了厦门。当时有打算在那边长期生活，但是由于我的爱人在乡村中学，小孩也在家乡读书，父母亲比较忙，我爱人关系也调动不出去，所以就回乡了，回乡了我主要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

开农家乐菜馆的C坦言，“为了生第二个孩子才回来的，如果不是为了生小孩我肯定不会回到家乡，另外我回乡还可以照顾老大（长子）。……现在也没有足够好，还是有一点不满意，但是现在没办法，要照顾小孩子，就只能这样，做点小吃生意，家庭也能照顾到，生意也有得做。”

在安徽L市Y中，有些打零工的女性是专门来“陪读”的。

随着孩子临近中考和高考，许多母亲感到，周围有一种要求她们“陪读”的无形压力。

临近中考或高考的大关，母亲就受到要求陪读的压力｜郭晨/新华网

压力有时候直接来自丈夫。

陪读4年的戴阿姨说，“本来我和他爸都在外面上班，一天加起来能挣五六百块钱， 但是因为孩子上高中了，他爸说你回去吧， 看（ 照顾） 孩子才是最主要的。”

陈阿姨说，“一开始我没打算自己陪读，高一是让孩子住在他姑姑家里……但高二上半期孩子成绩突然下降到十名开外， 他爸喊我回来陪读， 说不能耽误孩子， 得让孩子上个好大学。”她孩子今年高三。

周围其他人也会劝说。

赵阿姨是自己大姐二姐劝的，“ 你看你这个妈当的， 孩子都和你不亲近， 这么关键的阶段你不去陪读还想着打工。”

李阿姨是自己妹妹劝的，她也看到了身边的陪读例子，“我妹一直让我回来陪读， 虽然我家买房子的债还没还完， 但是我还是为了孩子回来了，……我侄子侄女都是我嫂子陪读上的大学， 我也得向嫂子学习， 做一个对孩子负责任的妈妈。”

然而，陪读母亲要面临三大压力：挣钱少了；生活苦闷无聊；孩子学业成绩如果没提高，没法交代。

陈阿姨发现丈夫在外赌钱，过年时甚至有债主上门要账，“因为他喝酒打牌我不知道和他吵了多少架， 他就说‘谁赚钱谁花， 你管我干什么？’”

李阿姨在过年时让丈夫修漏水的房子，却被丈夫一句话呛得难受，“我又不像你是个闲人， 外面打工那么累你不能叫我歇几天吗？”她被那句“闲人”刺伤，年后就找了一个给洋娃娃缝眼睛的活，“多少能有点进项， 自己可以买点东西， 伸手要钱是容易， 但是我能少要就少要， 不然显得我多没用。”

张阿姨因为丈夫瞒着她把半年工资借给朋友而大吵一架，“他居然还说‘ 把自己挣的钱借出去怎么了’，我当时真的气的想和他离婚， 我陪读是不挣钱， 但是我是自己来享福的吗？我们都是在为孩子付出啊， 如果可以我宁愿自己出去挣钱叫他回来看孩子。”

“陪读”的确算不上“享福”。在访谈里，大多陪读母亲用了“坐牢”来形容自己的生活。

对于陪读母亲来说，孩子是被看守的，但自己也是在坐牢｜CAO ZHENGPING/China Daily

孩子是被看守的，但看守者自己也身陷囹圄。她们的日程安排都要围绕着孩子的需求，为了不让孩子分心，她们也自觉减少了自己的娱乐。

李阿姨以前在厂子里上班，下班和牌友打麻将，现在谁也不认识，她只好用手机看点电视剧。

窦阿姨连电视都不看，她让房东把电视搬走了，“为了孩子不受干扰静心学习， 我不会在家里放任何让小孩分心的东西。”她最大的感受是孤单，“孩子回来还有人和你说说话， 孩子走了就是你一个人蹲监狱的感觉。”

王阿姨非常赞同“蹲监狱论”，“ 除了出去买菜或者去给孩子送饭是出去放风的时间， 其余时间基本都关在屋子里， 和坐牢没什么区别。”

付出了这么多，如果孩子成绩没提高，她们依然觉得抬不起头，没有“家庭贡献”和“工作业绩”。

赵阿姨说，“要是没把孩子陪出个样子来， 我感觉没个交代， 别人还以为你躲在城里享福， 让你家男人一个人打工受罪呢。”

王阿姨跟孩子放了狠话，“俺娘俩在这不是来玩的”，她也暗自庆幸，后来孩子成绩提升了一些，否则，“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这脸搁哪放。”

打零工是出于无奈，但也是许多女性权衡再三后“最不坏”的选择。

打零工挣的钱虽然不多，却给了她们不少尊严。

孩子要抚育，老人要照料，这些属于“家庭再生产”的部分，往往交给了女性承担，男性则承担了出外打工赚取收入。虽然说是“家庭分工，不分高低”，但实际上，赚钱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权力和底气。而女性无论是做家务，还是耕种自己的土地，几乎都是无薪劳动。缺乏金钱收入，让她们的劳动变得“隐形不可见”，让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他人，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

需要她们牺牲奉献，就说“家庭分工”；到了决定家庭开支时，就说“谁赚的钱谁花”“我挣的钱我借出去怎么了”。

为了应对夫家“花钱太多”的指责，很多留守女性养成了记账的习惯，记下每一笔开支，主要是证明自己没有乱花钱。自己不挣钱，如果掌心向上管别人要钱，一笔笔说明“钱花在哪里”，会有一种羞耻感。久而久之，她们习惯了尽可能减少“非必要”消费，只花在生存必须，生活质量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打零工挣的钱虽然不多，却给了女工们不少尊严｜Sam Tsang/SCMP

G县女工晓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总是钱紧，每次回娘家都是很窝火，因为自己没有收入，买点礼物回娘家都要看男人脸色。”

J村访谈的案例九说，“之前家里头啥事也是老头说了算，人家当家，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问问我，我现在想买啥就买，也不用问他要钱，自由了很多。”

J村案例七说，“以前孩子上学的生活费老是从我娘家拿的，他那几年身体不行，就没干活。我回娘家带点东西，有时候买的贵了点，他老说这说那，经常因为这事吵架，现在我买啥是我的自由，他也不管了。”

J村案例二说，“我现在用的手机，前段时间刚买的，我花我的工资，在家说话也硬气。我经常网购东西，早就想换一个了，有时候孩子们放假作业也发手机上，晚上和老公视频啥的都方便，我还给自己买了个电动车，一直没舍得买。”

G县厂长美萍说，“有些男人不往家里寄钱，全靠女人电子厂的收入撑下来。”

洪坑村的受访者B也说，去干乡村导游，明显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对老婆不屑一顾的，经常拳打脚踢的那一种，那现在老婆出来赚钱了。他们就明显的就不会了。经济还是比较重要的。”

有些政府参与的零工项目，工资的发放有保障，工作难度不高，压力也不大，因此女工们比较乐于接受。

在晋北地区的J 村，政府参与办起了两种作坊，一是刺绣作坊，女工们做简单的手工鞋垫、十二生肖布艺娃娃，还和北京一家服装公司签订合同，为羊绒大衣缝制刺绣图案；二是花肥工坊，J村不少农户养羊，有天然羊粪为原料，女工把羊粪添加草木灰等原料，高温加热，除臭、晾晒、压缩、包装，做成花肥售卖。

J村访谈的案例八就说，“家里还有老婆婆，年龄也大了，半身不遂，就离不了人，我得在家看着她。我年轻时老人照顾我可好，咱不能昧了良心。……空了就扎扎鞋垫、刺绣，能挣点零花钱，也能照顾了老人。”

案例三说，“我这没文化也没啥技术，不好找做的呀，这村里头弄了这什么作坊，我闲了就在这做点工，从小针线活就好，天天跟着我妈做鞋垫，也不用怎么学。还有花肥厂的活也简单，不需要多专业，就是重复几个简单的动作，就成了，就是啥也不会的人也能干得了，外出的活很多干不了。”

案例四说，“前几年我出去过，和亲戚一起去了上海，去了电子厂，也没啥能干的了，每天十二个小时，不适应那边的环境，休息下也不敢出去，怕走丢了。现在都是手机操作，很多咱拾掇（操作）不了，人们上班时间都是干活也不说话，憋死了，不像在村里，吃饭都互相串门，人都熟。习惯村里的生活了……县里也有些做的，但是不太想去，工钱有时候发不了，还得催，我在这儿干了两年了，边种地边做，啥也不耽误，做多少有多少钱，每个月乱七八糟也有1000 左右的工钱，都能按时给。”

有受访者认为，女性打零工有收入，也提升了她的家庭地位｜unsplash

有一部分女工打零工，是因为出于年龄歧视，她们几乎已经找不到其他工作。

广东茂名H镇D厂的冬梅说，“我们这把年纪出去好难揾工( 找工作) 的，又老，不要说45 岁，40 岁出去打工都没有人要了。这个厂就不一样了……50 几岁的妇女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这把年纪可以揾到工( 找到工作) 都偷笑了。”

在武汉城郊H村，有个承接苗圃绿化工程的妇女劳动队，队员大多集中在60岁~70岁。

60岁以下的中年妇女大多还要带孙辈，没有时间出门劳动。70岁以上，如果身体不够好，也无法出门劳动。于是，60~70岁，就成了这支女性零工队的主力，她们都十分勤劳肯干。有几个70岁以上的队员害怕因年纪被辞退，甚至做的更为积极卖力。

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还在打零工？

因为这些女性大多认为，自己要完成四大“人生任务”——赡养和安葬老人，子女抚养和教育，帮子女攒钱买房结婚，带孙辈。这四大人生任务，都要她们出力出钱。

即使完成了“人生任务”，有些女性也还想贴补一下子代，给子代减轻经济负担。

即使子代已经不需要贴补，她也要给自己攒养老钱，还有人说自己干习惯了，闲不住。

在H村，近几年彩礼在8万元左右，房价也在8000元以上，因此子代的结婚费用在30~50万元。另外，教育成本也在涨，H村的小孩基本都进城接受教育。当地老人说，“现在养一个小孩，等于过去养一个家。”而打零工的收入虽然不能和正规就业相比，但仍远高于务农收入。

赚钱的女工，也有了要求家务分担的底气——

H镇女工梅姐说，“平时家里买肉、柴米油盐的钱都是我赚的。以前说我不干农活懒，现在一年有一万( 元) 收入，不多，但是家里要点什么我都能出，就没有人敢说什么了。”

H镇女工阿萍说，“以前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我老公的衣服也要我洗，但上班之后有时候回家很晚，他也会洗自己的衣服了。大家都这样做，他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

J村访谈的案例六说，“自从我在村里头的作坊干开活以后，男人也想让我多挣点，晚上吃完饭，他就去洗碗了，家务活也帮着干，以前可从来不干一点，他说你多点时间干，两天晚上就能弄出来一副刺绣图，就能买80块钱，我不帮着你你四五天才能弄一副。”

在工作中，她们还会互相倾诉，互相帮助，结下深厚的姐妹情谊。

女工们在工作中互相倾诉、帮助，结下了深厚的解密情谊｜Unsplash

H镇女工阿红说过，她们曾经一起帮一个被家暴的女性，给她出主意，“她老公很没有用，自己没去工作，又常打老婆。……知道她的钱在发工资的时候会全被老公抢走，我们都看不过眼，大家都给她出意见。”

有些老年女性继续工作的一大动力，就是因为能和志趣相投的姐妹相聚、聊天、开玩笑。

H村的绿化劳动队，依然遵循着熟人社会里的互助原则，年轻的干剪枝这种比较重的活，年长体弱者做点轻活，大家工资都一样，因为“人人都有那个阶段，既然来了就互相照应下”。

H镇女工阿荣的女儿，曾经不理解母亲为何“一把年纪了还执意要出去干活”。但在疫情封闭期间，女儿目睹了母亲在家里被无视冷待、被恶语相向，终于明白了母亲出去工作的愉悦，“现在她终于可以自己花自己的钱，出去之后和认识的那些姐妹们一起”，出去一天“也是开心自由的”。

通过打零工，女性增加了收入，获得了自尊，得到了人际交往。有时候，她们甚至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所处的环境。她们的收入，或许可以帮下一代女性摆脱“半工半家”的循环，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培训，进入正规就业。

J村的一个女工说，“我女子在西安上大学……我现在打算好好供我家女子读书，今年暑假听她说想念研究生，只要她能考上，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她供出来。”

其实，传统的“男耕女织”早已不复存在。

在中国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农村的男性先流向城市，留守的妇女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呈现“男工女耕”。

由于务农收入实在太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零工经济，于是“男工女耕”又变成“男工女零”。

打零工的她们，是“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里的一大部分。

2021年一个研究显示， 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

尽管这会降低她们的就业满意度，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的2016 年数据现实，女性正规就业的满意度为3.518。女性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为3.424。

女性学历低、工作年限短、没参加过技能培训、家里子女数量多、每周需要照顾老人的时间超过5小时……这些因素，都会让女性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就业。

尤其是25~34岁的女性，家庭负担会很明显让她们倾向于打零工。

因为家庭负担，女性更倾向于打零工｜needpix.com

即使男女同样打零工，“同工不同酬”依然存在。

2018年一个研究分析了全国66个城市调查的数据，发现在非正规就业市场里，不论是哪一种工作，女性平均工资都低于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0%；制造业和运输业，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6%；服务业，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9%。

在这个研究里，女性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弱那么多，她们学历并不低，年龄也更轻。研究中，女性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比例（13％）与男性持平，高中学历的比例（42％）甚至略高于男性（39％）；她们25岁以下的比例更高，45岁以上的比例更低。

但她们拿着更少的工资，得到的培训和晋升机会更少，获得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也更少。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者中，男性有养老保险的比例比女性多出4.3%。多项研究显示，非正规就业的性别隔离，使女性越来越向低技能、低收入、服务性的行业聚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说到底，女性之所以选择有“弹性”的工作，是因为要满足一些“刚性”的需求：人的照护、劳力的再生产、家庭的维持……一年四季三餐，每一刻都要有人在场。

女性之所以选择有“弹性”的工作，是因为要满足一些“刚性”的需求｜Andy Wong/AP

她们人在哪里，她们的劳力用在哪里，打不打零工……这些决定往往不是由她本人做出，而是取决于她家庭的发展周期——

孩子出生之前，她在大城市，以“工”为主；

孩子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她回到故乡，以“家”为主；

孩子上学了，她在孩子读书的地方陪读，以“工”为主；

老人需要照料了，她回到故乡，以“家”为主；

老人走了，孩子需要成家买房，她以“工”为主；

孩子又有了孙辈，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她跟着“老漂”，以“家”为主；

孙辈上学了，她再度返回故乡，以“工”为主……

既要顾家，又要养家，既要照顾家庭，又要有经济收入……她们的一生，就这样被困在了零工经济里。

作者：游识猷

编辑：小毛巾

封面图来源：Sam Tsang/S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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