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北大六院确诊抑郁后，我亲手把她从坑底拉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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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ileen
编辑：Mina.L
去年，读初二的女儿被确诊为抑郁焦虑，并在去年出现了自残行为。身为妈妈的格格无心如刀绞。和先生商量后，她决定给女儿办理休学，带她开始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北京至重庆自驾旅行。
在“无条件的包容，有底线的陪伴”下，她把女儿从自杀高危风险拉了回来，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情背后的那些“隐形推手”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女儿做心理治疗的北大六院，她见到了太多穿着初高中校服来就诊的孩子：暴躁怒吼的、失控痛苦的、在父母争吵中惶惶不安的，也忍不住会为他们担忧。在我们的采访里，她细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希望能给同样情境里的家长们一些参考。
女儿“报喜不报忧”的趋势
我跟朋友说女儿确诊抑郁的时候，她们都非常惊讶，说“想过所有的孩子，甚至是自己的孩子得这个病，都想不到你女儿会得。”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
因为不想鸡娃，即使身在最“卷”的海淀区，我们也没给女儿报过学科补习班，只从她的兴趣出发，让她体验各种兴趣活动。在快乐和充实的童年里，我想她是自信开朗、乐观坚韧的。小升初时，她升到了现在所在的学校，加入了成绩最好的实验班。
一开始确实不错。初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女儿很喜欢语文，开学第一天摸底测，她全班第一。老师在卷子上用红笔写“太棒了，向中考满分冲刺！”，后来还成为了语文课代表，女儿开心得不行。
实验班考试很频繁，不过第一学期女儿的成绩都很不错，还是学习互帮小组里帮别人提高的那个“优秀生”。班主任对她不吝喜爱和表扬，女儿也说她特别喜欢这个老师。
但这种建立在好成绩之上的“喜欢”非常脆弱，女儿成绩下降后，它反过来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七年级下学期末，女儿数学考试失利，其他成绩也有浮动，排名从年级前20掉到45，在班里倒数。出分那天，我下楼就看到她坐在路边哭泣，她说“妈妈我让你失望了”，她担心自己会因为成绩不好而出班。
期末家长会上，班主任反复强调成绩排名的重要性，“以我的经验，名次只要掉下去就上不来了”、“班里大部分同学已经把初中数学学了一遍甚至好几遍，极个别同学还在和学校同步，希望家长们重视”、“只有成绩能说明一切，其他都不重要”、“初二就开始分流了，时不我待”……
我们就是那“极个别学习进度和学校同步”的。这些“概念”也侵入了女儿心里。假期里我几次发现她在书桌前两眼空洞，明显已经跑神；说话语速也慢了很多，也不爱笑，经常会哭。我心疼她也开导她，但效果不大。那时她可能已经处于生病状态，只是我们还浑然未觉。
当然她不至于连一次考试失利都承受不住，而是在这之前因为我突然患病，想来女儿已经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
这学期有段日子，我断断续续低烧数月，咳嗽日渐加重，吃药也没有太大改善，后来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和医生诊断，得到了“很有可能是癌症”的结论。
犹如一道炸雷，我尽力保持最后的冷静，把能想到的问题都咨询了医生，转身出诊室，泪涌如泉。
我和先生商量是否要把这件事告知女儿，考虑到他在外地的分公司刚成立，要在外地待一段时间，也担心万一我需要手术时，女儿那时才知道会受到很大冲击。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小就没有把她当成孩子来看待，平等尊重，遇事沟通，不欺骗、不隐瞒是我们家的相处原则，最终，我们决定如实告诉女儿。
大哭是预料中的，那两天的眼泪也许真的可以成河。
自此以后，先生不在家时，女儿承担起了照顾我的责任——给我做饭；看我喘不上气，在网上给我买便携氧气罐；主动提出不用我接她放学了；在短暂的午休时间里，放弃吃饭也要给我打电话。
她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也发现一向放学后叽叽喳喳、和我咋也得聊十块钱的闺女，有种报喜不报忧的趋势，我和她提过这事，她说，妈妈放心吧，我自己能解决。
直到后来，在休学后的一次心理治疗中，医生说按他对我家亲子关系的评估，孩子的安全感不应该这么低，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我说了自己生病的事，治疗结束后，我问她，“妈妈生病对你的影响很大吗？”她说是的，有时候会半夜坐在我身边一直看着我，把手放在鼻子那探我的气息，有时上着课她突然想找我，怕我一人在家出什么意外。
我问她这种情绪持续了多久，她说半年多。半年，也正是这半年，对我生病的担忧，老师态度的转变，人际关系的挫折，大考的崩盘，把女儿推进了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校园里的隐形霸凌
八年级上学期第一次月考，女儿回到了年级前30，道法满分、年级第一，女儿脸上又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她把期中考试重回年级前20当成目标，考试前信心满满地和我说，“妈妈，这次考试我准备的很充分，期待我的好消息吧。”
结果，第一天考完试去接她，就发现女儿脸色很不对，她说来月经了肚子疼，趴在我身上一声不吭，到家后才和我说起考试的情况。
先是语文考试响铃时因还有几个字没写完，没立刻停笔，被年级组长看到，收了她的卷子和答题卡，说她这科记零分，又被叫去办公室被骂了整整30分钟；踩着铃声回到教室，哭着考完道法，不知道自己都写了些什么。语文考试时她就肚子疼，但直到中午才有时间去卫生间，发现裤子上都是血，便没有去吃饭，吃了止疼药后趴在桌上休息，坚持考完了下午的物理。
那天我让女儿先休息，不要想考试的事了。但第二天，我5点起来给她准备早饭时，发现书房灯亮着，女儿4点半就爬起来开始看书了。她说，“妈妈，我突然觉得我数学都不会了，英语课文也记不住了，我睡不着，我想再看看书。”她已经慌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可想而知，这次期中考试全线崩溃。孩子的年级排名不但没有回到年级前20，还一下掉到了50以后。
家长会那天孩子因发烧，我不得不提前带着女儿回家，在教室门口遇到班主任，她对女儿说，“你看你原来成绩好的时候，身边多少好朋友，现在朋友是不是变少了，如果你成绩继续下滑，就没有人和你玩了。”
老师这话让我很震惊，我反问她，“交朋友还和成绩有关系呢？”她说，“当然啦，谁不愿意追着光走呢？”
当着家长的面，老师的讥讽打击已经毫不留情，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她和女儿说的话更难听。
“你数学不好，物理就不行。数学和物理都不行，你中考怎么办？”
“你可得好好学习，要不怎么对得起你妈妈呢？”
“你不是很喜欢我，喜欢咱们班吗？可是如果你成绩没有进步，你就得出班了。”
“一模结束后，成绩、排名就和中考差不了多少了，那时再努力也没用了。”
“学习好的不要和学习差的玩，学习差的也不要和学习好的玩，都会互相影响。”
……
今年5月的一次心理治疗时，女儿才把这些话说给我们听，她说每天都能听老师说上好几遍。
老师还叫女儿的好朋友不要跟她玩，免得成绩被影响。虽然好朋友告诉女儿跟谁玩是她的自由。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敢违抗老师的话，原来的五人小队，最后也只剩下了这一个。
医生问女儿，老师说你不行，你就认了吗？
女儿说：“开始是不认的，一次没考好，我没那么在意，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也在努力。但老师总在身边反复说我不行，会出班，慢慢的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不行。就好像掉到一个大坑里，我刚努力爬到坑口，就有人把我踹下去了。”
孩子确诊后，我到校与老师沟通请假的事。老师说，如果你现在要请假，那你就得按休学处理了。我说我们目前没有休学的打算。老师说，这次期末考试对我们的意义不一样，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和校长的饭碗。
我被她说得发笑。最后我说，我理解您对学校成绩的关切，但我孩子现在生病了，我得先让她成人，才能想成材的事，所以我们以后每周需要请两天假。
学期结束后的那个寒假，为了集中注意力完成如山的寒假作业，女儿自残了，当时她跟姥姥住一起，我不知道这件事。春节去广东旅游时，因为温度高只能穿短袖，她瞒不住了，才给我看胳膊上的伤口，十几道，触目惊心。
我知道不能再让她在学校那个高压的环境里待下去了，开学后给她办理了休学，想带她出门走走，也许在不同的城市里、在山水之间，她能重新找回对生活的兴趣。
在旅途中找回自己
我们决定自驾出行，因为女儿的躯体症状比较明显，时不时会心慌、心律不齐、没有精神、全身发软，自驾可以让她心理上轻松一些。除了我和女儿，我爸妈和两狗一猫也一起去，自驾会更自由一些。
我们一路经过河北正定、河南三门峡、陕西西安，从西安入川，过阆中、都江堰、青城山、成都，最后进重庆。
每一站的游玩攻略都交给了女儿设计，从安排路线到寻找美食，她都考虑得很周全，还找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店。
高速上，女儿抢到了一票难求的陕西博物馆的门票，我们全家为她欢呼；神树坪熊猫基地里憨态可掬的熊猫，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重庆的火锅、未抢到票的演唱会、没去成的三峡博物馆、因父亲摔伤戛然而止的旅行……这一路有意外，有遗憾，但更多的是美好回忆，我和女儿商量回京后各自写一个旅行手记，当作我们第一次长途自驾游的纪念。
出行前，她的情绪其实并不稳定，甚至有天晚上，我收到了她发给我的“遗书”微信。我和先生寻找无果后，他去报警，我继续疯狂地找，不停地给她发语音，那是我人生中最害怕和绝望的一个晚上。
最后，她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妈妈我下来了，我想你了”。我说妈妈去接你，她说妈妈我自己回来。我在楼下徘徊，回头看到她的那一刻，泪已经决堤，拖着发软的双腿跑过去紧紧抱住她，不停地和她说，“对不起，谢谢你能回来。”
她确诊后，不是一次想过要离开。我能理解她的痛苦，也告诉自己和先生，如果哪天她觉得离开的时候是开心的，我能接受，即便这会让我痛不欲生。但我也和女儿说，如果那天真的到来，希望你给妈妈一个留住你的机会。从那天开始，我把每一天都当成和女儿的最后一天过，希望让在一起的记忆足够美好。
无条件包容，有底线的陪伴
在女儿确诊后，我的态度一直是：无条件的包容，有底线的陪伴。
无条件是给孩子的，包容她所有的情绪，能理解的就理解，不能理解的先接受。
旅途的有些日程因为她的身体不适而搁浅，女儿开始会自责，觉得是她耽误了我们玩，我说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来这个城市给补回来。
有一次，她彻夜难眠，我就凌晨4点叫她一起下楼打羽毛球。在楼下小花园打了半小时羽毛球，之后回家喝水、洗澡，等头发干时，她在躺椅上眯着了。
她变得有些社恐，不想和陌生人沟通，人多会紧张。最严重的一次，在人多的密闭地铁车厢里，她出现了明显的濒死感——无法呼吸、控制不住地流泪、全身抖的厉害，我们就尽量避开人流高峰出行。
偶尔我也会根据她的情况，采取示弱的方式，拜托让她做点力所能及与人沟通的事，比如帮我买个水、问下路。她一开始是拒绝，后来也会尝试去做，旅程后期，她已经会主动承担一些与陌生人沟通的事。回京后复诊时，医生说她的状态看着好多了，眼里开始有光了。
旅游回来后，我跟她说以后还是要回学校的，学习这件事不能从生活里完全脱离。
我们一起商量了个计划，包括学习、娱乐、运动、休息这四件事。
在几次尝试后，她因为做不到持续学习，暂时搁浅了计划，等到状态好点了，她主动调整了计划去执行。暂停和开始都是她主动提出，这也是她从不自信到勇敢表达自己的一个过程。
虽说“无条件的包容”，但如果因为生病了就处处迁就，等状态好了以后回归社会，我们的家庭结构也恢复正常，女儿会有强烈的落差感。我们也会和平时一样，有拌嘴、有分歧，也会各自冷静、撒娇道歉。生活的模样没变，变的是我们的心态。
现在，女儿的自杀风险系数已经降下来了，我们的聊天内容也有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医生也说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真的太牛了。”
虽内心激动，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只要没痊愈，就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要继续小心应对，大步向前，总会更接近光明的。
那根“救命稻草”是什么？
我在小红书上关注过一些抑郁孩子的家长，也加过交流群，发现还是有很多家长“难以接受”这个病，总在纠结孩子为什么会生病，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不断地内耗着自己。
“每一个抑郁的孩子，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他们是善良的、要强的，只是现在受伤而已，家长要给他们疗伤的时间和空间。
我因为工作需要学了心理咨询，所以在发现孩子的问题后，就及时带她去看了医生，没有质疑，也没有病耻感，我也不会跟别人隐瞒她患病的事实，照样带她去见朋友。
女儿有时心思敏感，我会安慰她，就跟人会感冒发烧、腿骨折一样，你只是生了个病而已，有的是外在，有的是内在，但没有太大区别，慢慢养好就行。
从确诊到现在，我先生和父母也从没问过一句“为什么？怎么会？”只是一直给我最大的支持，跟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陪着孩子扛过去。”
所有的事都是有因才有果，但有时候，比起深挖那个原因，面对现实、积极改变才会迎来更好的结果。如果家长觉得天没塌，那它就不会塌。
在六院陪孩子就诊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过有的孩子在问诊过程中发作，有的在候诊时情绪崩溃到大哭，对家长喊“为什么你总想控制我”，有的家长自己崩溃大哭，孩子在旁边手足无措，更有甚者，孩子已经崩溃了，父母还在骂他。
听到过坐在我后面候诊的小女孩跟爸爸说“德语、日语和意大利语的作业，我已经打完卡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我回家再打卡”，后来她爸妈为了谁先带回家做作业、谁在医院候诊吵了起来，孩子绞着手、惶惶不安。我当时特别想抱抱那孩子，也想问他俩：“你们都在这个医院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来的吗？”
每次见到这些，我都更理解为什么孩子们有情绪障碍时，第一时间先要说到家庭关系。因为亲子关系是坚固又脆弱的，它可以成为孩子脱离深坑的救命稻草，也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想起当初女儿在和医生诉说着她在学校的遭遇后，医生说，“即使你从坑底努力向上爬了无数遍，又被踢下去无数遍，但总要找到那颗救命稻草。”女儿当时的回答让医生沉默，也让我泪流满面。她说：“所有的稻草都被他们剪断了。”
老师，一个不那么亲近、并非日夜相伴的人，都能打压得孩子无助、看不到希望，如果剪断救命稻草的人是父母，孩子该向谁、还能向谁求助？
就像心理医生跟她说的，“人这一生总会遇到恶人，你只是遇到得早了一点而已”。或许经历过这一关，她后面就顺利了，也或许会再遇到，但她有了面对和克服的勇气与能力。
经此事后，真心希望所有的父母不会成为那个孩子人生要面对和克服的“恶人”，而是陪着孩子战胜恶人的坚强后盾。在他们向坑底下落时，毫无保留地接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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