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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抑郁、失眠,年轻的“科研狗”饱受疾病的摧残

休克、抑郁、失眠,年轻的“科研狗”饱受疾病的摧残

图源:Pixabay


2024年还没过完,数十位中青年科研人员离开了我们。


34岁研究工程热物理的李海增;34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胡岳峰;37岁研究韩国史的黄永远;38岁研究紫外光水处理的宋凯;38岁研究人权法的张祺乐;41岁研究人格心理学的黄飞;42岁研究东亚海域史的王煜焜;43岁研究热能工程的赵嘉飞;44岁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刘阳;45岁研究低维功能材料的米文博;46岁研究生物医学材料的卢晓英;46岁从事数据管理分析的朱蕾娜;47岁研究儿童肝病的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陈祉妍等人分别在2009年和2017年对中国3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相比2009年,2017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的比例略有上升,在高抑郁水平的群体中,20.4%存在自杀意念。近50%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存在焦虑状况。女性、低学历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加班、久坐、过劳,使得科研人员的身心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健康状况变差。另一方面工作时间过长又挤占了锻炼的时间,构成更为突出的负面影响。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2017年)发现,科研人员的亚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分别有25%、16.6%、8.3%的科研人员表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腰酸背痛和失眠状态。


疲劳的科研人员|图虫创意


三位科研人员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被疾病袭击的瞬间,是突然倒地,是下班路上的体力不支,也是悄然改变的生活习惯。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如果你意愿也可以在评论区或后台与我们分享你的经历。


撰文 | 严胜男‍


30岁,机械工程领域,

博后,长居新加坡


5月的一个下午,我倒在了科研大楼的电梯口。正值下班,人们在楼宇间穿梭,奔向一个个交通枢纽。


那种感觉是我此生从未经历过的,以往熬夜做实验、帮导师忙横向、为了论文赶工,就算再累也没有过。


我的身体突然失去了控制,仿佛所有的力量瞬间被抽空。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脑海一片空白,视野变得模糊不清。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便失去平衡,向右侧重重摔倒在地。我努力想要深呼吸,但仿佛空气再也无法进入肺部,喘不上气来。手不停地颤抖,连简单的动作都变得异常困难。十秒、二十秒……我模糊地感觉到周围有很多人经过,有些人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还有些人直接绕道而行。我想喊救命,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根本发不出声音,只能用右手的手表敲击地板,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想喊救命|图虫创意


过了一两分钟后,一位新加坡小哥和两位印度女生赶来帮我,他们立刻拨打了救护车。最让我伤心的是,周围原本有很多中国人,但他们似乎都选择了无视我,径直走开了。


医生给的诊断是“血管源性休克”,说是长时间思绪重导致的,建议我降低压力。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从1月我开始处理博士期间成果发表的事情,已经有半年没怎么锻炼了。我是在国内读的博士,今年是我来新加坡的第二年。这个成果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舍不得因为毕业了就不发表。


我从2021年8月开始进入这个课题,2022年年初实验基本上就有了结果,接下来的两年多都是在讨好导师。在我们实验室,导师对论文有三大权利:改稿权,署名权和投稿权。尽管整个论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但是写好了之后绝对不能直接投稿,也不能找其他师兄弟参与改稿,必须由他本人在合适的时间处理。署名的时候,大量不相关的人也会被加入,投稿更是遥遥无期。如何才能投稿呢?以各种方式为导师赚够钱。


在帮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横向之后,1月我终于拿到了这个机会。投稿后十多天审稿人就给了回复说同意发表,并且还是我们领域顶刊的封面,接着是改稿。因为给过去偿债,投稿过程中漏下了很多博后的工作。5月终于一切都尘埃落定,但是我却倒下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后怕,原来,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可以倒在那里。


这种崩溃和晕倒没有任何前兆。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时刻,我想象中我晕倒应该会发生在读博的时候,或者是毕了业还在为导师工作的时候,又或者不论我怎样求导师,他都不同意我投稿论文的时候,结果都不是。反而是我把这些都搞定之后,开始回归我正常的生活,就突然某一天,我想快点多做一点东西,可能坐在椅子上坐得比较久,就突然晕倒了。而且我那天心情是不错的,老婆那天下班比较早,我还跟她说让她帮我做点东西,可以马上回去吃,想想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也应该庆幸晕倒没有发生在读博的时候,因为可能还没有等我完全恢复就被导师拉去赶工。我的同学和导师出去的一次外场调试便是前车之鉴。


他帮忙去调试导师公司的产品,在搬重物时候,重物落下直接将他的手指压爆了,暗红的血直往外冒,去医院缝了四针,但是他没有休息,下午带着受伤的手指,继续帮导师调试设备,那天调试到很晚,还在现场吃了盒饭。这些都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那位同学觉得当天的付出还是值得的,因为导师在这次事故后明显加快了他论文投稿的进程。他后来和我们讲:“我用我的一根手指换了一篇论文”。


从我过往读博的经历来看,几乎90%的博士生在求学过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程度健康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生产事故,失眠问题,肠胃问题,腰椎颈椎问题,脱发问题,体重失控等等。


我曾遭受严重的睡眠障碍,依赖于安眠药思诺思才能入睡。那时,我正面临巨大的学业压力,同时处于疫情封控期间,无法前往实验室进行研究,也不知道还有在实验室隔离这么聪明的办法。每天,我直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而早上七点多又要起床进行核酸检测,导致我整天感到疲惫不堪,睡眠不足。医生在了解我的情况后表示同情,并因为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艰辛,为我开了药方。最初,我每天只需服用四分之一粒就能安然入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服用两粒多也难以见效。戒除药物的过程异常艰难,尽管我从未吸毒,但那种渴望药物的感觉几乎与毒瘾发作无异,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就吃一点吧,就吃一点吧。”


我曾尝试过几次彻底停药,并请求亲人监督,但都未能成功,我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后来,我学习了一套科学的减药方法,比如今天服用2粒,一周后减少到1.75粒,再下周减少到1.5粒,以此类推,每月减少1粒。但实际上,这种减药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依靠安眠药的夜晚|图虫创意


我经常在减少到1粒后发现效果不佳,不得不稍微增加剂量,然后再努力减少。最困难的阶段是减少到0.25粒的时候。尽管0.25粒的药效已经微乎其微,但我仍然需要服用。最后,我减少到几乎只有小米粒大小的剂量,服用后就能入睡,那时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心理依赖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早晨,我意外发现那一小粒药物并没有被我吞下,而是粘在了水杯的外侧。那天晚上,我竟然也睡着了。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我终于可以摆脱对思诺思的依赖了。单单是戒除最后0.25粒的药物,我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算下来我总共服用了十几盒思诺思。出国的时候,我把它带上了。尽管那时我戒药已经成功,但我仍然担心,万一来新加坡之后又有新的压力怎么办?还好,感谢这样的环境,让我没再吃药。现在思诺思还锁在我的柜子里,一方面我不要看到它,另一方面也作为纪念和警醒,提醒我那段噩梦般的戒药时光。


我们经历的这些痛苦导师根本不会真正理解。有些同学为了论文可以尽快投稿,会加班到深夜五点多,然后将设计图发在实验室群里,导师醒来后不会说注意身体,反而会表示赞许。过了一段时间,导师还对我说,我应该学习这几个同学的熬夜拼搏精神。我还有一位师兄,曾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出过我们学校,每天都是宿舍和实验室两点一线,也不见老婆孩子,最多就是视频通话一下。


双十一那个夜晚|供图:水鬼


至于人在极度紧张和高压的环境下,饮食就更是混乱。点外卖是常有的事情,为了补偿自己的辛苦,常常会暴饮暴食,摄取高油高糖的食物。导师在没开自己的公司前,这些压力我们还能承受,直到他既做横向还开公司后,大家的疾病开始大爆发。当时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有很多肠胃药品,经常会在实验室里看到这样一幕:一般在午饭或晚饭后大家闲聊的间隙,一个人过去拿了药,其他人也意识到自己该吃药了,然后一窝蜂去拿药吃。大家还会组团在电商平台上一起拼益生菌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用,只求心安。


出国之后各种情况都有改善,特别是健康。由于过去的损伤,我倒也会经常去医院,但是因为这里尊重科研人员,给我们买了很好的保险,每次去医院也不会有心理压力。最重要的是,即便再大的项目也不会存在为老板赚钱的说法。


这些事情早就结束了,但是我在这一年多里,还是会偶尔想起读博的事情,做梦也会梦到。


那天我看到你们的推送,我希望说出来会好受一些,虽然我只说出来不到10%的痛苦。


尽管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或者伤害,但是我觉得我依旧是喜欢做科研的。那些我一个人在深夜或者早晨把非常复杂系统调通的时候,那种快乐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如果我想离开学术界,读完博士的那一年就应该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毕业了五六个博士,我是唯一一个选择继续做科研的。


我不想怪罪于科研本身,我觉得我是很适合的,也许我就是为这些创新的点子而生的,也许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天赋所在,所以我要继续做下去。这跟我所经历的痛苦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不怪科研本身,真正让我痛苦的是这些跟科研无关的事情,所以我要选择出国,然后做一些真正接近科研的事情。


从8月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运动,我发现30岁还真是年轻。刚开始锻炼时,我游个一两百米就会感到疲劳。但现在,我已经能够每天先游1500米,紧接着再跑4公里,而且并不觉得难受。这让我意识到,如果年轻的话每天坚持运动,状态很快就会恢复。


之所以隔了这么久才开始,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有时间锻炼的前提是要把生活安排好,把作息调整过来,比如说不能再那么晚睡,白天的工作应该怎样安排。要不然运动了第一天,第二天就坚持不下来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选择。如果有的选,大家还是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很多情况其实是没得选。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说到去引导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是说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人们不那么做,是因为没办法,或者说自己的思维已经被限制住了,生活的客观条件不允许自己那样做,这样什么样的建议可能都是无济于事。


遗传学博后,33岁,长居上海


楼上的PI过年加班写基金猝死,不到50岁就去世了。


那是2022年,大家都是春节回家时听说这个消息的。当时非常震惊,以前只在新闻里听说过,想不到一下子能离得这么近。那位老师的夫人没有工作,全职在家带孩子,孩子也很小,其中一个才上小学,家庭压力非常大。当时所里的老师同学对家属进行了自发的捐赠。


即便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很难停下来。终归不是落到自己头上,没有切身的感受吧。这件事给我很深印象是因为,我同学当时是他的博士生,原本还有不到一年毕业,导师走后,所里没有老师愿意接收她,只是帮她找了隔壁所的老师偶尔看看论文,延期一年后,她在无导师状态下毕业。后来她去了公司,没有继续做科研了。


明年我博后要到期了,但是产出没有达到出站要求,大概率要延期。政府补贴明年就没有了,基本工资原来单位里给发,结束之后也没有了,还得看老板愿不愿意出这份钱。我们组不是很PUSH,基本上早上9点前到,晚上几点下班没有要求,通常是996。


当然所里也有些比较极端的老板,他家离我们单位不到200米,窗户正对着他们实验室。一旦看到实验室没有人,他就会微信询问实验进展。还有的老师会让两个学生同时做一个项目,田忌赛马,谁先做出来就发谁的,另一个什么都没有。


单位里从国外刚回来的老师,不到三年头发都白了。每次公共平台的仪器时间都约的晚十二点一点。像我们一般做实验会精准把握实验进度,提前一周预约,但也不是每次都能完全合得上时间。如果不想等待的话,只能大半夜做实验。


有了博后的经历,我也在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在科研圈,能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现在和以前读博时候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总想着我要把手头的实验做完,再去吃饭,现在总是会看几点钟了,是不是该吃饭了,吃完饭再来做,有种赶着下工的样子。



刚进入研究所读博士的时候状态非常好,当时带着学习和探究的的热情去做实验,没有想着为了发文章或者毕业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去做,可能也和当时师兄师姐在课题的前期积累有关。等到自己发现了一些延伸的课题,前面基础的探索也很顺利,直到进展到关键阶段就开始疫情了。实验室动不动封上两三个月,材料经常培养过了时间点就不能用了。或者因为自己被封了,让同事帮忙照顾做实验,最后对照组结果都不可信,最终是实验有数据,但不能用,也不知道是正结果还是负结果,整个疫情都是这样子的,一直到我毕业,将近两年没有很好的产出。


再加上博后以后,老是要写专利、基金、发文章,出站考核也更严格了,写了两年青基没中,论文也没有。对我来说非常困扰,没有最开始做科研的时候纯粹。


疫情之前我会经常跟实验室的同学跑一下步,一周两三次。疫情后,一方面因为防控不能外出,加上我们周边也没有什么场地,就没有运动。疫情结束也是我刚开始做博后时,有一次做实验做得很晚,大概10点多。我从实验室走路回家,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走得气喘吁吁,我觉得我太累了,真的走不动了。于是我就买了辆电动车。


我记得我博一的时候,那会儿单位里面的宿舍不够,把我们安排到很远的一个宾馆住,每天地铁上下班。当时也是实验做得很晚,地铁都没了,我就骑了40多分钟自行车回去,那会感觉还好也不累。现在想一想让我骑一会我就不行了。压力也大,精力也变差了,身体是最先感受到的。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平时他会跟他的朋友约到体育场去打球,约的都是晚上九十点。上海这边体育馆很难约,以前他还会早上六七点去打。我说你这有这精力不如来多卷一卷。当时觉得就应该拼一拼,现在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会说这话,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倒是真的。


我现在也熬不住了,每到晚上我眼睛就会突然刺痛睁不开,一直流眼泪,没有心思做实验了,因为实在做不了。我想可能跟我实验台正对着超净台有关,风呼呼地对着我吹,实验室其他人有一些也会眼睛干红,我们相互讨论,需要买蒸汽眼罩时也会一起商量着一起买。


这几年,体检单上越来越多出现像心窦率异常、乳腺结节这种诊断。结节也在不断变大,医生说最好每半年去检查一下,但我还是一年查一次。


去年八九月份开始,一直胃痛。看过几家医院,各个内科科室全都做了检查,就是查不到原因。吃了一个月胃药也没用。我不怎么吃外卖,饮食也清淡,我想了想可能跟我不吃早饭有关系。现在会注意一下,每天提前出门出去买早餐。


之前还有个同门,她当时是莫名的全身酸痛,但是去查了骨头、血液都没有问题,等到后面毕业了就好了。她毕业后去了公司,工作还挺轻松的。实验室一位新来的同学也是,老是口腔溃疡,我说“上海的菜也不辣,你怎么老是口腔溃疡,从你来实验室就没有停过”,他也不知道。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我们单位有挺多学生抑郁的,可能看起来这个人天天做实验还挺开心的,但是本身很煎熬。我们那层楼有一个女生是本来是直博,后来休学了一两年,实在没办法继续,就硕士毕业了。


另一层楼的一个女生,因为电梯里我们遇到比较多,所以听她讲过一些,她说她们导师把时间掌控得太严了,咄咄逼人的那种。她受不了,文章也没发,直接时间一到什么都不要就走了。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调节,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周末别人在工作,我会选一天休息一下,去逛一下植物园,或者是在家里打扫卫生什么的,短暂逃避一下实验。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运动的,不运动身体机能会越来越差的,但有限的时间只能用来修复自己,不能做更剧烈的活动。


喜欢植物园里的那种安静,基本上只有老人。我可以只看眼前的景和人和物,看到湖水可能会想起来一首诗,这诗写得还真不错,就这种感觉。植物园很大,人也少,它不会拥挤,能让人感觉放松。


我身边大多数人都不在科研圈了,我们实验室毕业这么多人,目前只有一个师兄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国内辗转面试了许多高校岗位,他觉得要求太高了,最后留在了国外。我这个年纪生活压力也上来了,父母年年问,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找工作。后面是不是继续做科研,我应该会慎重考虑一下。


34岁,材料专业副教授,长居广东


回国这五年时间,身边就有两位认识的科研人员去世。一位是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走的时候才37岁,他是夏天倒在自己的出租屋里,等同事发现时尸体已经腐烂。我们的方向非常接近,经常会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是非常温文尔雅的,没有什么架子。他最后一年发了2篇专业的顶刊,算是高产。还有一位前辈是高校的教授,47岁因为癌症走的。算得上是同领域,开会经常遇到,去年我们办会他还来过,今年人就没了,非常突然。


这些事情不断重演,也会尝试让自己节奏放慢一些。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又会恢复以前的那种节奏,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小。可能因为关系也没有紧密到那种程度,只是惋惜。


工作这些年,身体和心态上都有很大改变。最开始2019年刚回国那会,一周六次都能抽空去健会儿身,后面因为各地开会,申请优青减少到一周二次,到上学期只能维持一周一次的水平。今年孩子出生后就再也没去过了,这之前基本周末都用来加班,有段时间曾连续大半年一天没有休息。现在是尽量先把家庭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事情能压缩的尽量压缩。


每年体检单子上的异常项也多了起来,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过量容易造成心梗。上学期末的时候,学院里统计教师的健康状态,其中一项是“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随时要倒下”,30%的人认为比较符合。饮食上自己非常注意,不会想着用重油辛辣的食物来刺激自己,但近些年也开始喝酒,从前我坚信酒对身体是有害的,滴酒不沾,现在觉得可能对心理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单纯学术上的工作,认真创新,再包括教学方面其实都还好,高校老师只要做这个还是相当轻松。而往往不仅是为了科研而科研,需要发好多文章,有点脱离初心,很多文章不是自己想写的,这时候就很痛苦。学术会议也成了向大佬们推销自己成果的平台,脱离了正常的学术交流。现在要求发好的期刊,好期刊需要花大量时间打磨文章,研究本身没有任何提高。我上一篇文章光审稿就花了一年,更不要说后来打磨文字。原本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打磨之后越看越不顺眼,心想:我怎么还要见到它?


系里每年招生的名额都用不完,这个学科又不需要学生来当廉价劳动力。我们的老师当时对我们也特别好,一点点培养我们,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传承下去。现在研究生扩招,学生越来越多,他们要毕业,我自己也会有压力。今年7个研究生招生名额,系里只招了5个人,我一个人招了两个。大家实在有心无力。各种事情事情加在一起,有时候连续好多天没有自己动手做科研。


失眠是常态,早上四点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白天头脑也不是特别清楚,最焦虑的是放榜的时候,今年的结果比去年还差。好在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整天沉在里面了,同温层的支撑帮助我跳出来一些,已经上岸的师兄们来访问交流会帮助我理清思绪,自己的学术生涯还是要看做出了哪些工作,培养了怎样的学生。


对自己的期待是比如拿到优青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但现在我也表示怀疑,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以前总觉得科研就是我这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现在觉得都差不多,在这种环境和状态下,我们真的能做出什么值得传世的工作吗?反正几率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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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发布于2024-11-24,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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