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ou Woodley）能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当面讨论学术问题，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是何等幸运的事情。在德国的小镇林道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科学家可以与诺贝尔奖得主当面对话。去年这个对话性质的沙龙，新增了一个时长为90分钟的自由讨论环节，名为“换位思考”。今年的“换位思考”由《科学美国人》的编辑史蒂夫•米尔斯基(Stene Mirsky)主持，参与者是来自尼日利亚、印度、哥伦比亚及美国等地的六位博士和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彼特•阿格雷(Peter Agre)、托马斯•施泰茨(Thomas Steitz)和托尔斯滕•威塞尔(Torsten Wiesel)。
“换位思考”像一扇打开科学这栋小黑屋的门窗，为更多的年轻科学家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了机会。在今年的这次自由讨论中，米尔斯基一上来就提到了几个在科学界里备受争论的问题。要想成功，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行？在做科研的同时，你还有没有精力去挖掘一些与科学无关的兴趣爱好？大多博士生表示，他们不仅工作日要在实验室泡上12个小时，有时就连周末也要窝在实验室里。他们仍然很清楚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重要性，明白工作要讲究效率，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同时他们也会经常锻炼身体，守好革命的本钱。
随后的讨论中提到了科学家的精神健康问题。当米尔斯基问起研究者会不会感到沮丧时，这些年轻的研究者们第一反应就是苦笑。之所以会苦笑，也许是因为实验室的工作常常需要一个人独立完成，并且研究者要有不屈不挠和战胜自我的精神。这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难以体会到的艰辛。在场的人中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的讲讲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只有一个博士生说要维系实验室外的关系网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也许，与长时间高强度地工作相比，更难的是保持平和、与世无争的心态。
施泰茨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要与世隔绝、固步自封，他说：“一个人闷在办公室里吃饭是不行的。”和身边的人多沟通有利于开阔自己的思路。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在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做研究时，大家每天一起喝下午茶、聊天的经历，他认为这样的下午茶为他和同事之间提供了很多事交流想法的机会。但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一个学生说他们系也曾建立了一个茶水俱乐部，但是后来因为大家不能定期参与，就不了了之了。实验过程变幻莫测，常常会手忙脚乱，要定期抽出时间实在很难。
最后，大家把话题转向了科学女性上，那些女科学家是否既能“做得了实验”，又能“下得了厨房”呢？参加会议的男士们认为女性科学家的工作与家庭生活是能够达到平衡的，只要她们和丈夫协商好家庭分工就行了。而女博士要悲观得多，在她们看来，同时搞好研究与当好贤妻良母没那么容易。
明年这个讨论仍会继续，人们也对讨论会本身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其中一条是邀请博士后参加，听听这些在科研路上走得更远的人的心声。不论参与者是打算离开科学界，还是立志成为下一个诺奖得主，这样公开并且批判性的讨论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