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匪还是不是坏人？

犯罪心理学家研究了这场奇特的案件，将这种受害人在案件的恐怖体验里，与绑匪之间产生积极情感的奇特现象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的简单些，就是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反过来帮助加害人的一种“特殊感情”。

它通常有三个基本症状，可单独亦可同时出现：

• 其一，对警察的恐惧不信任乃至愤怒，也就是“怕警察”；
• 其二，对绑匪的积极感情体验比如感激，也就是“爱绑匪”；
• 其三，绑匪在感受到人质的“爱绑匪”之后同样报以积极的感情体验，也就是“爱人质”。

在斯德哥尔摩劫案发生至今的几十年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像个幽灵，在多起劫持/绑架案中浮现。比如1974年的帕翠卡•哈斯特（Patricia Hearst）绑架案，受害人帕翠卡被匪徒绑架2个月之后，居然端起枪和匪徒一起去抢银行，即使有机会也不逃跑。再比如，1985年环美航空公司847次航班劫机案，有人质声称“绑匪不是坏人，他们让我吃，让我睡。他们给了我生命”。

帕翠卡·哈斯特在被绑架两个月后，和绑匪一起抢劫银行。

在影视作品中也不乏它的身影，比如动漫《攻壳机动队》中“不等于恐怖分子”一章，就叙述了少女“爱佳”在被恐怖分子绑架的16年间受尽折磨，最终却成为了恐怖分子头领与政府对抗的故事。

没有恩惠，就没有综合症

在绑架案中，人质往往是受害者，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转向绑匪一边，而拒绝拯救他们的警察呢？学界还没有研究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目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条件的假说主要有两种，一是詹姆斯•特纳（James T. Turner）提出的“七因素”假说，一是安妮•琼斯（Anne Jones）等提出的“四因素”假说。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向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后者：

• 受害人完全被困，没有自己逃脱的可能，小命儿也完全捏在匪徒手上：当匪徒控制了受害人的一切生存基本需求包括生杀大权的时候，受害人的无助感和顺从都会油然而生。
• 受害人与世隔绝，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匪徒：这和传销、邪教的洗脑方式相同。当外界信源被掐断时，“听匪徒的话，当匪徒的好人质”就成了人质唯一可知的观点。时间一长，就可能真站在匪徒的角度看事情了。
• 匪徒威胁杀死受害人，并且让受害人相信他们真的会也能够这么做：“顺绑匪昌，逆绑匪亡”这个概念一旦建立，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才是正道，受害人是不会选择和匪徒死磕的。
• 匪徒会对受害人施以一定程度的“恩惠”：比如给受害人吃喝，和颜悦色地与受害人交流。这是一个心理期待值的问题，对于你我常人，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对于认为自己随时会被杀的受害人来说，匪徒的刀下留人会被视作“不杀之恩”；给吃给喝给上厕所就会像春风般温暖。原本心有戚戚给自己想好了几百种死法的受害人就会生出“匪徒也没我想的那么坏嘛”的心情，更容易与匪徒“同化”。

四因素假说认为以上四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基石，没有恩惠，就没有综合症。反过来，如果匪徒非但不施恩，还经常对受害人进行虐待，事情可能会往“反方向”发展：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匪徒在人质又饿又怕的时候还在戏弄他们，威逼人质不断蹲下起立（军训被罚过的哥们儿都知道这有多累），结果获释的人质统统都对匪徒恨之入骨。

警察也“爱”综合症

对于警察来说，他们一定不希望遇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有趣的是，绝不向犯罪妥协的警方却鼓励这种情况的发生。FBI建议谈判专家促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第三症状，也就是“爱人质”的情况出现，让匪徒把人质当做有血有肉的人来投入积极的情感，不仅利于保全人质性命，更有利于劫持事件的和平解决。

但这策略是个双刃剑，如前所述，处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态的人质对绑匪有认同有好感，甚至会站在绑匪的立场行动。这意味着被释放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假情报以保护绑匪，并向最初的案例一样，在对峙解除后，依然不愿控告或指正绑匪。

所以警方在训练的时候会强调“不能完全相信人质提供的情报”，并做好了武力解决时应对人质反而帮助绑匪（比如舍身为绑匪挡枪子儿）的准备，或者用眩晕手雷连绑匪带人质一块儿炸晕。

漫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图：epiloguetv）

不是“怪病”

虽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各类影视剧的最爱，不过在真刀真枪的人质事件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根据FBI公布的一项数据统计，在一共4700起涉及联邦、州和地方的人质绑架案中，73％的人质完全没有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即使有警方的介入促成，大部分人质都没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不是什么“怪病”。它只是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由于极端恐惧而出现的心理变化。站在人质的立场上来说，这是“正常”的，毕竟人性都有脆弱的一面。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女与野兽中的美女也有一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