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了242只大猩猩的她，却被谋杀于自己的小屋

1985年12月27日凌晨，研究大猩猩的动物学家戴安·弗西（Dian Fossey）在她的小屋里被谋杀。

被发现的时候，她躺在血泊之中，脸被砍了一刀，对角裂开，她的手枪和未使用的弹药落在地板上。只有墙上的大洞告诉人们，袭击者是破墙而入的——而凶手到底是谁，至今仍是谜团。

此前18年，弗西一直在卢旺达的森林里，与大猩猩生活在一起。她几乎用自己的生命在研究和保护山地大猩猩，但她对抗盗猎者的方式却也备受争议。

1932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弗西，从小对动物感兴趣。她一直向往到非洲旅行，因为在那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动物们可以在野外自由地生活，不会被圈禁起来。

弗西并没有从事动物研究，大学毕业后，她在儿童医院当职业治疗师。但她没有放下对非洲的执念，仍在默默攒钱，并且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非洲的书。她最爱的一本，是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写的《大猩猩之年》（The Year of the Gorilla）——正是这本书，让她想要亲眼见一见稀有的山地大猩猩。

1963年9月，弗西向银行贷了款，终于踏上了魂牵梦萦的非洲大陆，见到了大猩猩。

在回忆录里，她记录下和大猩猩的第一次相遇：

弗西被这些独特的生灵迷住了，她感到自己的命运，总有一天会再次与山林中的大猩猩相交。幸运的是，在这次非洲之行中，她遇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里奇（Louis Leakey）。里奇热情地向她介绍了珍·古道尔（Jane Goodall）进行的黑猩猩研究工作，告诉她，对类人猿进行长期的实地研究有多重要。

结束旅行后，弗西仍然做着本职工作，努力偿还旅行留下的巨额债务。没想到，里奇后来又找上她，邀请她参与大猩猩的长期实地考察。不过，里奇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在开始研究前，弗西必须切除阑尾。

对大猩猩念念不忘的弗西，对这个邀请感到欣喜若狂，不管有什么要求她都答应了。她迅速预约了切除阑尾的手术，但手术完成，里奇却说：“其实你没有必要切除阑尾，我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是为了测试你的决心。”

得到研究的启动资金后，弗西立刻辞掉工作，与父母、朋友和家里的三条狗道别，孤身一人前往非洲。陪伴她的只有《大猩猩之年》和一本斯瓦希里语的语法书。

在卢旺达的维龙加山脉，她建立了卡里索凯研究中心。营地里，一个2米乘3米的帐篷，就是她的卧室、办公室、浴室和晾晒衣服的区域。就这样，她开始了和大猩猩一起度过的18年。

最开始，大猩猩总是看到弗西就逃跑。弗西只好躲在灌木丛后面，用藤蔓缠绕住望远镜，悄悄观察大猩猩，这样她就可以观察到大猩猩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

有一次，弗西看到16只大猩猩正在晒日光浴，当她走近时，它们却紧张地后退，想要躲起来。为了更好地观察它们，弗西决定爬到树上。但树又高又滑，她爬得十分吃力，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爬到树上时她非常沮丧，心想自己爬树的声音应该早已吓跑了大猩猩们。没想到，她低头一看，所有躲起来的大猩猩都在树下排排坐，宛如剧场的前排观众，好奇地看向这个笨拙的爬树新手——好奇心和新鲜感，显然让它们战胜了恐惧。

同一个族群里的大猩猩总是长得很像，但就像人类有独特的指纹，大猩猩们也有着各不相同的“鼻纹”——鼻孔的形状和鼻梁上的凹陷。当时特写摄影还没有广泛使用，为了快速区分大猩猩，弗西甚至锻炼出了一种能力，能在用望远镜观察的同时迅速画下鼻纹的草图，这些草图对那时的研究来说极为珍贵。

弗西逐渐摸索出了让大猩猩适应自己的方法。她会模仿大猩猩们进行不同活动时发出的各种叫声，还会像大猩猩一样爬行，保持坐姿和它们接触，让自己和它们的视线平行。这能让大猩猩更放松，明白弗西并非入侵者。

就这样，大猩猩逐渐习惯了这个穿着蓝色牛仔裤的人类，弗西也得以每天记录和研究它们的行为。她对大猩猩有着如亲友般的爱，但也仍然保持着研究者应有的距离感，只做一个忠实的观望者和记录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任何观察者都是野生动物领域的入侵者，必须记住，动物的权利比人类的利益重要。

弗西的回忆录叫做《迷雾中的大猩猩》(Gorillas in the Mist)，与其说是写她自己的生平，不如说它更像一本山地大猩猩的生活记录。书中详细描写了大猩猩的习性、饮食、日常活动和每只大猩猩在族群中的地位变化，至今仍为科研人员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

然而，在与大猩猩的朝夕相处中，弗西也亲眼目睹着盗猎者对它们的伤害。她无数次在森林中见到偷猎者和猎狗，以及他们设在丛林中的陷阱。

有一次，一只不到4岁的幼年大猩猩不小心钻进金属绞索，虽然终于挣脱了出来，但铁丝还绕在它的脚踝上。后来，逐渐嵌入皮肉的铁丝导致了坏疽，它还患上了肺炎。虽然族群里的大猩猩放慢了行进速度，让它能跟上大部队，但越来越虚弱的它还是在60天后死去了。

除了大猩猩之间的战斗，人类的盗猎是导致它们死亡或受伤的最大原因。每次见到偷猎者靠近，弗西和助手都会迅速驱赶大猩猩；每次见到困在陷阱中的动物，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然而，还是有不计其数的动物落入偷猎者的魔爪。

弗西收养了两只孤儿大猩猩，它们各自族群里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因偷猎者而丧命。弗西为这两个孤儿取名可可（Coco）和帕克（Pucker），把它们安顿与自己卧室仅相隔一道铁丝网的地方。她日日为它们喂食、喂药，陪它们睡觉、晒太阳，还带它们去丛林里玩耍和觅食。

可可和帕克总对营地和丛林之间的开阔草坪感到恐惧，每到跨越草坪的时候，可可非要被弗西抱着，帕克则挂在她的背上或腿上。弗西试图鼓励可可自己行走，被抛在后面的可可就会开始哭泣，发出悲伤的尖叫，等着弗西去接它。那时，营地里最温馨的画面，就是弗西和两只幼年大猩猩在阳光下玩闹的身影。

除了亲身抚养的可可和帕克，弗西最关注的一只雄性大猩猩名叫迪吉特（Digit）。这个名字是“手指”的意思，因为迪吉特的中指折断了。弗西第一次见到它时，它才5岁左右，常常和自己的姐妹追跑打闹。9岁时，它的三个姐妹都意外死亡，它没法和一两岁的幼儿玩到一块儿，也没法融入更年长的雌性。没了玩伴的它转而对人类感兴趣，每天都期待着研究者的到来。

在和人类的相处中，迪吉特逐渐能分辨出人类的性别，遇到男性时他会调皮地冲撞，见到女性时却表现腼腆。它对人类的物件着迷，总喜欢摸摸闻闻热水瓶、笔记本和相机，再归还给人类。令弗西惊奇的是，有一次，迪吉特还在她的镜子里认出了自己的倒影。

随着迪吉特的长大，它开始承担族群的保卫工作，不再和人类亲近。弗西也尊重它的独立，很少主动打扰它。然而好景不长，1977年，迪吉特被偷猎者杀害，身上有5处长矛的致命伤。在它最后一场孤勇的战斗中，它保护了它的家人、伴侣和未出生的孩子，甚至杀死了偷猎者的一条狗。

迪吉特的死，令弗西悲痛欲绝，决心用更激进的行动来反抗偷猎。

当时，卢旺达政府主张的保护策略，是教育当地民众尊重大猩猩，并努力宣传旅游业。但弗西认为，这样温和的保护方式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他们没有意识到，剩下的大约200只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每天都在为了活下去而挣扎着。它们没有时间等待，只需要一个陷阱、一颗子弹就可以杀死一只大猩猩。”

弗西开始施行自己的反偷猎策略，她将此称为“积极保护（active conservation）”，但其残酷程度至今仍有争议。她建立了迪吉特基金，成立反偷猎小队，购买装备。她抓到偷猎者时，会焚烧他们的财产，甚至绑架他们的孩子，用荨麻抽打他们的生殖器；她还利用当地人的信仰恐吓盗猎者，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折磨，被当地人认为是“恐怖女巫”——与其说是纯粹的反偷猎，她的手段已经带上了明显的仇恨。

她的憎恨对象甚至不局限于偷猎者，她不喜欢任何入侵营地和大猩猩领地的人，包括游客。她用手枪来恐吓游客，希望让当局放弃旅游业，把资金转移到她的积极保护策略上来。为此，她不止一次受到政府的惩罚。即使是把弗西称为好朋友的珍·古道尔，也不能容忍她如此极端的手段。

除了对偷猎者采取的酷刑，弗西还有另一个争议——她不近人情，甚至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回忆录中，她写下了每只大猩猩的名字，但与她朝夕相处的当地员工和助手却鲜少出现名字，只以“我的非洲人(my Africans)”代称。在她的员工眼里，她是一个强硬的、没有人情味的老板，态度傲慢，常有辱骂。被她雇佣过的人曾评价说：“我想她喜欢大猩猩胜过喜欢人。”

我们无法赞同弗西的极端反盗猎策略，但又无法否认，她的这些方法是有效的。她建立的4人巡逻队，在几个月内就摧毁了987个陷阱；在同样的时间里，国家公园的24人队伍连一个陷阱都没有毁掉。卢旺达政府也在国家公园周围分配了更多土地，得以让大猩猩扩张领地。珍·古道尔也说：“如果没有黛安所做的事情，卢旺达就没有大猩猩了。”

在弗西的54岁生日前，她被谋杀于自己的小屋，骤然结束了动荡的一生。这场震惊世界的凶案，至今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凶手，毕竟弗西实在树敌太多——与她有仇的偷猎者、对她不满的员工、与她意见相悖的政客......

现在，弗西和她最爱的大猩猩迪吉特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卢旺达人给她的名字——Nyiramacibili，意思是“独自生活在森林里的女人”。

而弗西留给世界的遗产，除了18年里珍贵的研究资料，还有242只被她保护着的山地大猩猩。她一直工作的卢旺达，是唯一一个山地大猩猩数量不断增长的国家。到了今日，地球上有大约900只山地大猩猩，其中约一半，生活在卢旺达的火山国家公园，也就是弗西埋骨之处。